淩晨1點多，連續工作15個小時後，61歲的夏開明從廣州市番禺區市橋工地返回城中村的出租屋。街道上沒有人頭攢動的喧嚣，隻剩兩旁昏暗的燈光。通往出租屋的路并不好找，逼仄的街道是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路，兩側的“握手樓”彼此緊貼，頭頂僅剩“一線天”。和那些想要擠進這座大城市的“廣漂”一樣，這裡低廉的房租讓他得以安身。

夏開明所在的番禺區大石新橋坊前街

在老家沒有很多事幹，種地也撈不着很多錢

2000年初，39歲的夏開明離開重慶涪陵區南沱鎮老家來到廣州。

彼時，夏開明6個孩子當中，2個兒子還未成家，2個女兒還在讀書。母親身患高血壓，長期服藥治療。家鄉紅白喜事辦酒席的，還要送人情禮……對他而言，這些都是負擔。“在老家沒有很多事幹，種地也撈不着很多錢。”眼看壓力越來越大，夏開明決心南下廣州打拼。

2009年7月23日，經人介紹，夏開明入職廣州某民營建築公司土建維修部，“剛開始一直做水電維修，慢慢就什麼都接觸，粘磚、抹灰、油漆，啥都能上手。”

收入雖然提高不少，但夏開明卻感覺身上的擔子原來越重，家裡的老三和老四相繼結婚，為此還欠了不少外債。他必須節衣縮食，努力把自己的生活消費壓縮到最低。出租屋不足30平方米，牆面斑駁，白漆脫落，屋子裡堆放得滿滿當。沒有信号的電視、舊衣物、四處堆放的紙箱和電工工具占據了他屋子的絕大部分空間。對夏開明來說，屋子裡日常積攢的廢品，都是他舍不得扔掉的寶貝，“賣了可以湊個煙錢”夏開明笑着說。

夏開明出租屋一角

夏開明回憶，廣州夏天的工地酷熱難當，很多工友經常脫水中暑。為了節省開支，每次上工地自己都會随身攜帶燒水壺和水杯。他盤算了一番，一瓶礦泉水2-3塊錢，一個月都要一百多塊錢。夏開明苦笑，“我們都是在街上不買水喝的人”。

“我們的弱點就是年齡”

2021年10月份，由于所在的建築公司規定60歲必須退休，夏開明被辭退了。這讓他很是發愁，家裡的兩個大學生還有90多歲的老母親，正是急需用錢的時候。

生活的重負，讓夏開明不敢有絲毫懈怠。

夏開明很快就在番禺區市橋工地上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因為是私人包工頭，所以很快就上崗了，夏開明又重新幹起了老本行。“水電、泥水工、牆磚、地闆磚都可以做，隻要能賺到錢。”夏開明說。

每天清晨五點的鬧鐘一響，夏開明就開始起床做飯，将煮好的青菜和大米打包，帶到市橋的工地吃。工地規定每天準時7點開工，名義上十二個小時的工時，他卻經常幹到淩晨，不過這樣的工作節奏對61歲的夏開明來說，已經顯得稀松平常。一個月下來，拿到的隻有5500元的收入，相比之前就職的建築公司還降了500塊。

“歲數大了，你不做就得走人。”夏開明歎氣道，“我們的弱點就是年齡”。

夏開明不是沒有考慮過返鄉，他曾經計算過，老家總共有2畝丘陵地，一年下來能産1800斤稻谷，收入最多不過3000元。相比家中的開銷而言，每月105元的養老金實在是杯水車薪，而家鄉的工作又少得可憐。長年在外漂泊的他已經沒有太多的人脈關系，“幹這個活兒有關系的話就方便”夏開明說。

與夏開明早早就來穗不同，64歲的龔日清從2021年4月10日才離開河南信陽踏上去往廣州的列車。

龔日清的兩個兒子早早成家，他曾經盤算過，靠着家中十畝田，一年也能有1萬塊錢的收入，對花銷不大的兩口子來說，這足夠養老。

他沒想到，妻子會成為他計劃裡的一大變數。2019年開始，龔日清的妻子相繼患上乳腺癌、子宮癌，逐漸變成了“藥罐子”，加上每月的複查，一年大概花費六七千塊。眼看家裡已經入不敷出、捉襟見肘，一直在家務農的龔日清再也坐不住了，硬着頭皮趕到廣州的工地。

龔日清所在工地的宿舍

不過，能派給他的都是一些雜活。清掃工區内的垃圾、裝卸建築貨料……得閑時，龔日清還偷師其他室内裝飾師傅，學會了給地磚勾縫，每月還能多賺500塊錢。

龔日清向記者透露，之前工地因為雇用一些超齡建築工，公司還被處以罰款。眼下，工地上熟練的年輕建築工人并不好找，自己的工作又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他認為自己隻不過是臨時充當的“一塊磚”。在龔日清看來，自己的處境并非絕對安全，如果建築行業“清退令”嚴格執行，随時面臨失業的風險。

“萬不得已，就隻能跟着私人包工的做。”龔日清說。

“受苦的營生，還得年輕時做”

與年齡增長相伴生的，還有逐漸增加的工傷風險。

從20多歲開始做瓦工，老家山西的廖忠平一做就是40多年，大到古建築、小至馬路牙子、地磚、牆磚，從裡到外，他拿起什麼活都能做，工友們稱他為“全手匠”。

不過，随着年齡的增大，廖忠平承認，自己的身體狀況已經不比往日。2019年4月份，廖忠平在一處建築工地上砌牆，一腳踩空後，體重150多斤的他從一米多高的腳手架上跌落，膝蓋、腳後跟多處骨折。“腳手架還不算高嘞，就摔成這樣啦。”廖忠平頗感奇怪。

廖忠平回憶，手術總共做了8個多小時。腳後跟、膝蓋各被打了2根鋼釘，總共縫了11針。膝蓋處留下一指長的疤痕，印子還清晰可見。

“受苦的營生，還得年輕時做。”廖忠平清楚地記得，自己28歲那年，從工地2.7米高的房檐上出溜下來，“當時隻是兩腿發軟，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歲月不饒人，曾經鐵骨铮铮的廖忠平也開始嘗試服用維生素D及鈣片，“不知道怎麼，感覺現在骨頭越來越酥。

眼下，廖忠平又開始承接一些農村建房的私活。“蓋低層的房子，年齡大點也沒關系。”廖忠平坦言，自己膝下的兩個兒子尚未成家，妻子長期患有糖尿病，每月150元的養老金甚至抵不上每月注射胰島素的費用，僅僅靠種地難以維持全家的生計。生活的壓力讓廖忠平不敢停下來，隻能重新幹回老本行。

警惕建築業用工，一刀切

此前，據《工人日報》報道，随着多地出台政策規範用工年齡，55歲以上的大齡農民工正在被逐漸清退出建築工地。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多個地區發文進一步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均作出此項要求，超齡農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工地。

中國中鐵某中層管理人員、調度主任向南方農村報記者表示，建築工一旦到了50歲左右，精力、反應、身體機能都會下降。建築行業普遍加班較多，休息的時間就相對較少，人的年齡一大，精力肯定不及年輕人。該調度主任表示，以前工地上隔三岔五就會有腦出血、腦梗這類突發疾病發生。“太勞累就很容易誘發這些疾病。”該調度主任說。

不過，該調度主任認為，目前建築行業勞工确實緊缺，大一點的單位倒不會因為用工緊缺而放寬年齡限制，反倒好多包工頭、一些私人企業因為招不到人而放寬标準。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其中，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8.3%，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相比2015年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在達到6188萬人的峰值，到2020年萎縮到5226萬人，五年時間降幅15.5%。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在接受南方農村報采訪時指出，一代農民工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就是為了完成财富積累，放棄了進城的希望。而二代、三代農民工不單單為了賺錢，也要參與城市生活，進行生活的城市化。因此才出現大量年輕人甯願送外賣而不願意進組裝工廠和建築工地的現象。

呂德文介紹，建築用工跟其他企事業單位的用工制度有本質的差别。建築工地多采用的是包工制，且用工方式多是臨時性的，所以需要靈活就業人員。“臨時用工符合建築用工市場的規律，有其客觀需要。”呂德文表示。

呂德文認為，各地出台的建築業“清退令”從制度規定上來看，有一定的政策依據。但從實踐過程來講，該規定并不合理。呂德文指出，超齡農民建築工是用工市場供需雙方長期磨合匹配的一個結果，所以有非常強的現實性和合理性。

此外，呂德文在調研時發現，年齡是建築用工市場出現安全事故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安全規範，操作規範這些流程有沒有做到位。”換言之，就是建築企業在勞動管理和企業管理以及安全生産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足夠。對于企業來講，每一個環節做到位都屬于企業經營的一部分成本。

“泥工、瓦工這些熟練的農民工多為五六十歲，在建築經驗、技術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這種局面短期内很難改變。”呂德文提醒，“以安全為由清退超齡建築工的做法值得商榷，要警惕建築用工市場‘一刀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