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蘭英 攝 展翔 李嘉寶

近五年，随着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基于“互聯網 ”産業的經濟模式催生了許多新興的就業形态，同時，也創造了大量新興的靈活就業崗位。以平台用工、共享用工等為主要形式的非标準就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改變了傳統雇傭關系的性質。

最近幾年，在新技術、新業态、新模式的帶動下，傳統意義的“非正規就業”概念有了新的含義：從傳統意義上的低技能、低報酬、就業者被迫選擇的就業形态，向技能要求較高、回報較高、勞動者主動選擇的新型靈活就業轉變。

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到，要“加強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态的支持”。2021年2月7日，人社部等四部委聯合發布意見指出，鼓勵企業靈活安排工作時間，鼓勵符合規定的複工企業實施靈活用工措施。這也是“靈活用工”一詞首次寫入人社部的文件中，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對靈活用工模式的認可，在國家政策角度推動企業雇傭理念轉變。

2021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強調：要通過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互聯網 ”、雙創等，為創業就業、靈活就業提供更多機會，穩定就業大局。2021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強調，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态等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是勞動者就業增收的重要途徑，對拓寬就業新渠道、培育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作用。

在就業形态不斷湧現的同時，由于就業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現代社會的工作突破了傳統勞動法的範疇。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保護問題，也正在成為勞動法關注的一個新焦點。

居家辦公

不僅僅是“權宜之計”

【現象】

2020年初，一場不平凡的開局改變了許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小馬就是一個例子。2019年7月，大學剛畢業的小馬如願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互聯網大廠的工作，自此踏上了“程序猿”的征途。沒想到的是，才半年左右的時間，小馬便接到了公司發出的居家辦公的通知。

剛接到通知的小馬很興奮，“終于不用每天擠地鐵去上班啦！在家辦公能多睡好久呢！”一開始，确實如小馬所想的一樣，居家辦公每天可以節省上下班近2小時的通勤時間，這對于長期“缺覺”的程序員小馬而言無疑是十分幸福的事兒。可半個月之後，小馬就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公司去上班了，因為居家辦公并沒有“想象中的輕松”。

需要随時回複的工作群消息、不定時的視頻會議、深夜的工作電話……這些都是小馬在居家辦公期間常會碰到的情況。他本以為居家辦公會讓自己擁有更多的休息時間，沒想到的是，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反而被模糊了。

像小馬這樣的情況并非個例，在特定情況下，“居家辦公”的用工模式被廣泛采用，尤其是近兩年，這種新型用工形态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成為時下部分年輕人較為熱衷的一種工作狀态。

事實上，居家辦公隻是遠程辦公的一種形式，是在現代溝通方式的發展下形成的一種特定辦公方式。它的含義是，在信息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礎上，對上班時間和地點的約定方面采取相對靈活的方式，實現特定行業領域勞動者在家中就可以完成其工作任務。勞動者不用再起早趕車，去公司打卡簽到，甚至穿着睡衣、在自己的起居室就能處理工作。

長時間通勤、高住房成本和照顧家庭的需求，是求職者希望可以遠程居家辦公的重要因素。有調查顯示，近六成求職者對遠程居家辦公而非常規上下班的體驗更滿意，四成表示各有利弊。即便不考慮疫情因素，超九成求職者希望一周中至少有一天可以遠程居家辦公。

【解析】

毋庸置疑，居家辦公有其優勢，例如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工作的自主性，突破了傳統用工方式對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同時還能在特定情況下，幫助企業降低生産經營風險，成為企業留人的一種有效手段。

但與傳統的指定場所集中辦公不同，居家辦公盛行也引發了企業在勞動關系确認、考勤紀律管理、工資薪酬計算以及工傷認定等諸多法律難題。

近日，國家衛健委等17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鼓勵實行靈活的工作方式。《意見》指出，用人單位可結合生産和工作實際，通過與職工協商，采取彈性上下班、居家辦公等工作方式，幫助有育兒需要的職工解決困難。從這個意見中，不難發現，争議的解決核心是協商，也因此，在協商過程中，勞動者可以通過訂立居家辦公協議的方式，與企業将各項權益固定下來。

具體來說，居家辦公協議可包括如下内容：1、居家辦公的時間，即從何時起至何時結束。2、明确居家辦公的方式，即隻是線上辦公，還是線上結合線下。3、居家辦公期間需要完成的工作和任務，我們建議最好有剛性指标來體現和考核。4、如果是防控疫情引發的居家辦公，我們還建議企業人事部門要與勞動者約定“甲方有權提前一天通知乙方返回公司，乙方應配合甲方的重新安排”。5、考慮到居家辦公者同樣也有請假的權利，企業人事也要在協議中對病假、事假等各類請假制度有明确的要求和規定。6、居家辦公者人雖然不在企業，但相應的制度也要遵守，比如：不得洩露企業商業秘密，不得從事第二職業等，因此，企業人事在協議中對此也要做出約定。7、居家辦公勞動者的工作報酬和待遇。比如：居家辦公期間社會保險和公積金仍由用人單位繳納，用人單位不再支付交通補貼、夥食補貼等，這些都要約定清晰。8、居家辦公者工作溝通和彙報方式也要約定。

隻要當事雙方充分協商，在協議中合法合理地體現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居家辦公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會随着社會發展而走紅。

共享員工

躍升時代“新寵”

【現象】

受發展方向影響，近些年，線下餐飲、酒店等服務行業受到嚴重沖擊，大量線下門店員工轉換賽道，投身線上平台，而電商、外賣等新型行業線上訂單的爆發式增長，仍舊面臨人員緊缺的情況。行業間的勞動力供需形成鮮明對比，于是，共享用工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新寵”。

所謂共享用工模式，是指員工富餘單位與缺工單位之間進行勞動力餘缺調劑，将員工富餘單位的員工在一定期間内出借至缺工單位工作，員工與原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和社保關系不變，仍由原單位對該員工承擔勞動法上義務的用工模式。

共享用工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當時多國企業為降低成本，鼓勵“工作機會共享”。共享用工可以降低借出企業的人工成本、增強用工的靈活性，還能幫助停産企業的勞動者解決就業問題。

要說共享用工在我國的興起，也是近兩年的事。據報道，沃爾瑪中國已與全國各地的娛樂及餐飲公司開展共同用工項目的合作，包括深圳市甘棠明善餐飲有限公司、四川鄉村基餐飲有限公司等58家商戶，沃爾瑪全國400多家大賣場、社區店和山姆會員商店已入職兼職人員超3000人。

京東7FRESH發布“人才共享”計劃，誠邀臨時歇業的餐飲、酒店、影線及零售聯營商戶員工，在計劃期間以短期打工的方式加盟。目前，已經有大洋世家等多家餐飲企業員工開始到七鮮超市上班。

餐廳服務員當起了超市配貨員，電影院售票員來到電商平台做分揀工作，KTV侍應生成為了外賣小哥……共享用工的方式在服務行業中尤為盛行。

【解析】

顧名思義，共享員工同時與兩家及以上企業存在相當程度的聯系，共享員工模式可以緩解餐飲行業用工成本的壓力，解決零售企業用工荒難題，同時也能幫助暫時失去崗位的員工重新找到飯碗、獲得收入，是“三赢”的做法。然而，共享員工在提供便捷，帶來“三赢”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法律問題。

這種風險包括勞動關系的認定風險、工傷賠償的風險、社會保險繳納的問題、違紀員工處理的問題等。其中，認定勞動關系影響着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

如果餐飲企業與零售企業就員工借用或租用簽訂了《借調協議》等用人協議，那麼，餐飲企業與勞動者之間仍是勞動關系，勞動者與零售企業之間是勞務關系。在勞務關系下，共享員工模式屬于跨行業借調用工的模式，即社保仍由原單位繳納、工資由借用單位承擔并由原單位負責發放。在休息休假方面也應當遵守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在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利的同時，應支付加班費。同時，《勞動合同法》已經就“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等靈活用工形式作出相應法律規定；同時《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也對靈活用工的社保繳納、工傷認定、工傷賠償等作出了規定。針對“共享員工”的權益分配指導性文件也已出台，但願共享員工模式能幫助企業和員工更好地“活”下去。

網約工

勞動權益正被廣泛關注

【現象】

互聯網的出現逐漸改變了企業的商業模式，企業通過建立一個虛拟平台吸引就業者，但不直接對勞動者進行嚴格管理，搭建平台的企業和通過平台接到工作的人之間,并未直接建立勞動關系，這些就業者被稱為靈活就業人員。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口達到了2億，占勞動力總量8.9億人的22%。

據央視财經去年4月的報道，到2019年，中國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餐飲外賣員構成了靈活就業的主要群體之一。

張小哥今年31歲，之前是某汽車制造廠的小管理層，做了有4年時間，後又創業做了2年工廠區的餐飲外賣生意，疫情開始後就去了某網約平台當騎手送外賣。沒想到，他漸漸喜歡上了送外賣的感覺，現在做這份工作已經快3年了。

據他介紹，之前所在的汽車工廠體制僵化，缺乏良好的文化建設，上下級之間等級氛圍濃厚，并且每日都是進行重複性的工作，長期下來逐漸缺乏對生活的熱情。

小哥表示，自己開始送外賣以後，不僅工資比之前更高了些，重要的是生活也更自在了。比如自己可以自主決定上下班時間、不用被嚴格地管理等等。

對企業來說，靈活用工對于降低成本有着直接的意義和價值。對于從業者來說，則可以額外獲得一份收入，或者選擇一種自由度更高的工作。

【解析】

靈活就業對企業和勞動者雙方來說，都存在許多方面的優勢，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很多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靈活就業人員，由于工作環境複雜，安全隐患較大，社會保障相對缺乏。

目前，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及勞動權益引發關注，尤其是工傷保險問題。諸如網約工，特殊的用工模式使得該群體的一系列勞動權益成為“黑洞”，一旦發生糾紛，将為勞動者主張勞動權益埋下隐患。

近幾年來，為保障外賣、網約車等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相關部門陸續推出了系列政策。2021年8月，人社部提出，拟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保障平台靈活就業人員權益。核心要點是：将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群體最需要的，且對平台增加用工成本相對較小的工傷保險從社保體系中獨立出來，由平台單獨為從業者繳納。這一創新性的政策，迅速得到平台企業的響應和積極落實。

上海市總工會“上海職工互助保障項目”面向靈活就業群體，開放個人投保業務，隻要是在上海從事有合法經濟收入的自雇人員、無雇工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醫療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均可參與，有效地減輕了他們的醫療負擔。

與此同時，餓了麼、美團也接連發布騎手保障報告。如《2021年度美團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中稱，“美團正積極籌備對接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積極探索适合靈活就業形态的勞動保障新方式，與商業保險公司合作開發适合騎手工作特點的商業保險”。近期，在上海市總工會的指導下，“餓了麼”與新就業形态勞動者舉行首次協商懇談會，優化配送時間起算節點等10項協商成果，為外賣小哥帶來實惠。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