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藝術系，1995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獲碩士學位。曆任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畫院常務副院長、北京畫院執行院長，2017年3月辭去北京畫院執行院長之職。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畫院專業畫家，國家畫院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學畫伊始，是中國大地文化荒漠的七十年代初期，那時的美術書籍對我這個工人家子弟來說比現在的珍藏孤版的善本書還難尋。

那時的畫家也不像現今這樣騰雲駕霧一般的天上地下無所不在。

少年學畫者的我從胡亂塗鴉，到結識山水畫家吳士淳先生、鑒藏家程子長先生開始，才有幸得以臨摹芥子園畫譜，臨摹于非闇、劉奎齡、劉繼卣等一些畫家的印刷品，這些稀有的美術資料，從老師那借來是不易的，所以更多的時候是臨摹樣闆戲的連環畫或劇照。

在七十年代裡近十年的時光，我就是這樣在灰色的時空中塗抹着我的一幅幅彩色畫圖。

以為這樣就是在學畫，這樣就可以圓我一個模糊不清的夢想，在這個慢長的尋夢路上，我的身份一次次地更疊着，中學生、高中生、下鄉知青、化工廠的工人。

恢複高考的第二年，我以下鄉知青的身份，帶着我大量的“臨品”躊躇滿志地到城裡去報考大學，當時看到所有的報考者都帶着黑糊糊的人頭像和又幹又厚彩色的風景和靜物的小畫稿，給老師看，并談論着造型、色彩一些令我陌生的詞彙，我聽不出個所以然，也不知這些就是學畫的最基礎作業——寫生。

我覺得我近十年的學畫經曆，和這許多凝聚我心血的“臨品”會勝過這些拿着小畫稿來的報考者，但當輪到我向老師請教時，老師對我的這些臨摹的大國畫卻視而不見，問我會不會畫素描，我不解地問：“什麼是素描”？

老師無奈地說就是鉛筆畫！

我忙答會畫，都是畫的樣闆戲劇照，和電影明星的劇照（當時正熱演電影《偵察兵》，我曾照宣傳畫用鉛筆畫了一張很精細的王心剛頭像），可惜我沒有帶。

在場的老師和其它人都不屑地一笑。

随即冷淡下來，我卻固執地說會畫鉛筆畫，此時老師拿出一支很短的炭筆頭，并撕下一頁紙，不容質疑地抛給我，讓我畫她。

這個要求對我是突如其來，而且有生以來第一次要面對真人畫畫，我也隻好不知深淺地拿起炭筆頭，開畫老師，不僅不知如何下筆，就是拿筆的方式現在想來也是不對的，隻記得當時看一眼畫一道線，不住地擡頭低頭，線條也又短又碎，卻畫不出個形狀，隻覺得剛畫了一兩分鐘，老師就把筆收回了，并肯定地說：你不會畫畫呀！同時勸我不要報考了，浪費五元錢報名費，她也不會發我準考證書的！

我不知道那個場合是怎樣離開的，怎樣收起我那些“國畫”和老師道别，怎樣躲過其它會畫素描的考生，得意的眼神。

這是我第一次遭遇速寫的窘境，至此很長時間，我不想看那些曾經非常珍惜的、并多次臨畫的國畫印刷品，更不敢打開那些曾視為榮耀的、臨摹很精緻的畫幅，那段時間我作為“知青”仍然困在遠離都市的偏遠山區。

曾經視為生活中一大部分内容的繪畫，突然成為我生活中痛楚，成了不敢做，也不會做，棄不掉又抓不牢的一件尴尬事，津津樂道、勤勤懇懇的學畫之路。

因為不會畫速寫，因為沒有從寫生畫起，而阻斷了通向遠方的步旅。

有一段時間曾經要放棄畫畫這件事，因為我一路走來的學畫方式和眼前的高考和正規的學習，有天壤之别，這個軌迹的偏離是我無法扭轉的。

這很像一直在草地上種花，想建造一座花莆，但勞作了多年卻發現這些花都種到花園外面了，我的花像野花一樣被高大的圍牆阻隔着。

為了考上美院，為了續我少年的夢想，我不得不拿起鉛筆，從速寫、素描畫起，雖然還是沒有找到老師，但很多高考落榜生都成了教我學寫生的老師。

他們年齡比我小，學畫比我晚，但人家走的路正，一入手就知道畫真人，這使我不得不服氣。

最早為我做模特的是我的母親，她每一次都會做的很穩、時間很長，更重要的是她不嫌我畫的不像、畫的難看。

後來我雖然考上了大學，但素描和色彩寫生，我仍然畫的不理想，特别是色彩我一直沒興趣，也找不到感覺，但速寫卻被我牢牢抓住，死不放手，因為我已真正知道了它的作用。

記得剛上大學時，學校附近有個菜市場，常和幾個同學去那裡畫速寫，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畫速寫，總難免被圍觀，心裡緊張，手就更不好用，本來畫的就不從容，這種場合就更畫不成樣了，很多次都是滿速寫本的一個個頭像、半個身子，甚至隻有一個帽子，帶着這些殘缺不全的速寫無功而返。

再者那個菜市場在省藝術學院的牆外，當時我讀的是師範大學，在我們學畫的圈子裡都認為藝術學院比師大專業性強，那裡的學生比我們畫的好。

在那裡畫速寫時，常會遭遇藝術學院的學生也出來畫速寫，看着他們用黃胄的筆法，潇灑地一揮而就地完成着一張張的速寫，我隻能快速地收起速寫本，混在人流中窺視。

大二時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去黃山寫生，在火車上和藝術學院的學生坐在同一車廂，途中許多人在打牌聊天，我實在無聊，悄悄地拿出速寫本，想試着畫一幅速寫，隻畫了幾筆就聽見打牌的藝術學院的學生說：“我看看誰在畫速寫？在這裡還敢畫速寫”！

他的潛台詞我知道，會畫的還沒畫呢，不會畫的到敢顯擺。

因為自己确實畫不好，心很虛，果真就不敢畫了。

那時候畫速寫心态總是不能坦然起來，畫的不好，卻又死要面子。

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我被派往一個偏僻縣城的師範學校教美術，才開始真正在人群中從容地畫速寫了。

在那個小縣城的汽車站，每天中午要有很多汽車發往下面的農村，我每天下課後，會帶着幾個學生匆匆趕到又破又亂、人聲鼎沸的候車廳，随便擠在一個角落，手眼并用地完成四、五幅速寫，直到一路路長途車發完為止。

當候車廳安靜下來，我的表演也謝幕了。

說是表演很準确，在那裡畫速寫是用四尺三開的毛邊紙，在畫闆上用毛筆直取。

每天在我的帶領下，學生扛着畫闆的、拿宣紙的、端墨盒的、魚貫式地沖進吵吵嚷嚷的鄉下人中，打個場子就開畫。

鄉下人哪見過這陣式，學生和看熱鬧的人将我圍成一個扇形。

在這小小的縣城汽車站，再也遭遇不到藝術學院那幫會畫速寫的狂徒，在這裡我找到了“山中無老虎”的感覺。

其實仔細想，這并不重要，而那一陣子的狂畫，我的速寫技法大踏步地提高了。

說到技法，從學畫速寫至今，還沒有真正得到一個老師的指導和點撥，實實在在是自學成樣。

當工人時，在準備考大學時看速寫作品最多的是黃胄先生和顧生嶽先生。

上大學後，偶然機會買到了一套袁運生先生的《雲南白描寫生》，這些寫生作品對我影響非常大，時至今日，我每每上寫生課，還要向學生推薦介紹這些作品。

我在縣城汽車站畫速寫的方法就是從這套速寫中學到的。

另一本幫助我速寫進步的書籍是當時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美國畫家伯裡曼的《畫手百圖》。

在上大學時，每天早起跑步後，回到教室在早飯前先臨摹幾頁這本《畫手百圖》中的手。

因為每天為之，教室裡的地上常常散落着我臨畫的“手稿”，同學掃地時會大聲嘲我嚷“袁武把你的手撿起來”。

當時覺得這樣臨了很長時間也不見進步，寫生中手總是畫的不舒服，可是大學畢業後，在縣城畫速寫時，突然覺得手畫的很順暢了。

我終于知道了，那“手”沒有白臨，隻是這結果反饋的太慢了。

從考大學時開始遮遮掩掩地學畫速寫，到大學畢業後，找到快感地畫速寫；從在長春畫院為收集素材地畫速寫，到中央美院讀研時為研究而畫速寫；從當大學老師為教學而畫速寫，到最近為出版《速寫集》湊作品而畫速寫。

這一路走下來，速寫我已經畫近三十多年了。

是什麼動力一直催促我畫速寫呢？

“是先天不足的學畫曆程”！

至今我依然認為自己的速寫畫的不好。

我的速寫方式是野路子，每次下鄉寫生，會在大量的日記中糾纏關于速寫的問題，我總在懷疑我的速寫方法，懷疑我的速寫能力，這一切都原于我太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太喜歡它的藝術性，我太願意墜入畫速寫時那沉靜安甯的過程中。

我一直試着追求這樣一個畫速寫的境界：不再想怎樣構圖，不再處理衣紋的組合，沒有了關于形象的刻畫，關于比例的短長，隻是心平氣和地對着那一座座房屋院落，一處處聚散的人群，一幅幅誘人的表情，畫一張張小畫，自由地畫，愉快地畫，安靜地畫，畫出來給自己看，給大家看。

我想用速寫告訴人們，我們的身邊，我們的眼前的一切都會被很簡單的方法畫成畫，而且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