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孔博

唐朝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憲宗與時任宰相的崔群有過一段對話。憲宗問崔群，玄宗一朝的政治，先清明後混亂，是什麼原因？崔群回答說，玄宗用姚崇、宋璟等人則政治清明，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等人則政治混亂。人人都以為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是混亂的開端，但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任李林甫，恐怕才是“理亂之所分也”。

《舊唐書》更加直白和明确地表達了這個觀點：“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司馬光也毫不掩飾他對于李林甫的嫌棄：“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事實上，無論是在《舊唐書》《新唐書》還是《資治通鑒》中，李林甫一直都被認為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主要責任人之一。

這種評價是否客觀暫且不論。必須要承認的是，李林甫在玄宗執政後期，确實對大唐的走向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為相的十九年的時間裡，李林甫手握大權，獨霸朝綱，令大唐集團深深刻下了他的權力烙印。

按照慣例，宰相們一般要辦公到下午一點才能下班打卡，出宮回家。但李林甫奏報說：“現在天下太平，上午十點就可以回家。”于是，未能處理完的軍國機密大事，全都到了李林甫的私宅決定。李隆基有時候不出宮主持早朝，文武百官就全體集合在李林甫家門，聽候指示，政府各單位幾乎沒有人辦公。

陳希烈因為講解老莊受到李隆基的賞識，李林甫因為陳希烈得寵，而且性情柔順，容易控制，所以推薦他當宰相。但實際事務仍然由李林甫一個人決定，陳希烈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點頭說“是”。

對于李林甫在朝野的地位，《舊唐書》給出了這樣的總結：“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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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的“掘墓人”？

天寶十年（751年），李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單于副大都護。天寶十一年（752年），李林甫請求辭去朔方節度使之職，舉薦安思順繼任，并奏道：“文臣為将，怯于戰陣，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戰，而寒族在朝中沒有黨援。”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開始逐漸重用安祿山等胡人将領。

天寶後期，唐朝各個重要戰區的司令官幾乎已經全由胡人将領擔任。帝國的精銳部隊聚集于北疆，内外軍事力量逐漸失衡。包括《資治通鑒》在内的諸多史書認為，李林甫為了杜絕出将入相的根源，鞏固自己的相權，才主張重用蕃将、胡人。這讓安祿山等人得以長期控制河北，為日後安史之亂的爆發埋下了隐患（當然，也有史學家對此持不同觀點，認為正是李林甫的存在制約了安祿山等人的權力擴張，延緩了唐朝的衰落時間）。

客觀來說，李林甫并非無能之人。從史料來看，李林甫主持了玄宗朝田制、稅制、兵制以及邊防體系的一系列改革，在編纂、推行法令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即便對李林甫大加斥責的《舊唐書》，也認為李林甫“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

從登基到退位，玄宗前後一共任用過二十餘名宰相。每名宰相的平均在位時間隻有三年左右，即便連姚崇、宋璟也不例外——二人擔任宰相的時間均為三年。然而，換相如走馬燈的玄宗，竟然讓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而李林甫穩坐大唐相位十九年也決定了盛唐的落幕無論如何他都脫不了幹系。隻不過彼時的大唐，繁華之下早已充滿流弊，積重難返，在衆多掘墓人當中，李林甫的這一鎬力量特别大而已。在李隆基放手到放任的管理之下，無論誰坐在這個位置，都難逃失控的命運。

《大唐新語》裡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玄宗奔蜀後，曾與給事中裴士淹談論大臣，并說李林甫是“妒賢疾能，舉無比者”。裴士淹反問玄宗：“陛下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用他那麼久？玄宗“默然不應”。談起李林甫，李隆基究竟是何心情旁人無從得知，隻是以常人之心揣度，一個哄你開心十九年的人，你可能會怪他，卻很難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