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注釋了哪四書?唐代以前，儒學以五經為經典，《論語》和《孟子》尚未正式列為經書；《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兩篇，未有特殊地位四書并重始于北宋，而正式結集則成于朱熹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書亦是經學，與其他諸經相比，四書的地位更為重要《四書集注》包括《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著作錢穆先生稱四書學乃朱熹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可見在朱熹的學術體系中，四書學所占分量之重，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朱熹注釋了哪四書?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朱熹注釋了哪四書

唐代以前，儒學以五經為經典，《論語》和《孟子》尚未正式列為經書；《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兩篇，未有特殊地位。四書并重始于北宋，而正式結集則成于朱熹。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書亦是經學，與其他諸經相比，四書的地位更為重要。《四書集注》包括《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著作。錢穆先生稱四書學乃朱熹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可見在朱熹的學術體系中，四書學所占分量之重。

四書是一個整體

朱熹将四書視作一個整體，其間的聯系甚是緊密。依朱熹言，人之所以為人、人不能不學的道理，以及正确的學習次序，都可以在四書中找到答案。他多次強調讀四書的次序，先看《大學》，次《論語》《孟子》，次《中庸》。如果在四書上真正下功夫，涵泳于字字句句，再聯系自身看透徹，将一生受用不盡。

對于四書各自的特點及其整體聯系，朱熹闡述精妙。在《朱子讀書法》中，朱熹談道：《大學》，是先聖先賢流布萬世、施行教化的至高經典，它面向全體天下後世人而講；《論語》《孟子》，為一時、一事而闡發道理，記錄着随機變化、具體讨論問題的觀點；至于《中庸》，是儒家傳授的至高思想，後世學人恐不能輕易領悟。朱熹認為，《大學》貴在提挈綱領，如果沒有對于《大學》綱領的總體把握，将很難理解《論語》《孟子》的精微要妙；如果不學習《論語》《孟子》，做不到融會貫通，将無法理解《中庸》的歸旨意趣；如果達不到《中庸》高度，又如何能立定天人之際的大本大經，進而參論天下大事呢。

所以，要從整個上認識四書、理解四書、領悟四書。通過《大學》，提挈綱領地學習垂世立教之大典；通過融會貫通《論語》《孟子》，理解應機接物之精微；接下來，體悟《中庸》的高度，立定根本，籌謀大業。因此，依朱熹言，讀四書，不能泛泛而看，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

論《大學》

《大學》因何而作？朱熹《大學章句》序言談到，《大學》一書，正是古代大學的教人之法。在古代，大學之教盛行，教學的節目次第甚為詳細，為人君者能躬行君子，所教之事多在民生日用綱常倫理之内，于是世人皆學。古昔盛時，治隆于上，俗美于下。

時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道衰頹，教化、風俗皆頹敗。孔子取諸先王之法，以誦以傳，诏明後民。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朱熹認為唯曾子之傳得其宗，再至孟子。孟子沒後，書雖存，知其意者不多。這裡講到的“曾子之傳”，正是《禮記》本《大學》，又稱《大學》古本。自孟子後，出現了很長時間的空檔期，直至北宋二程接孟子之傳，尊信《大學》。

關于《大學》的章次，二程認為有錯簡處，重新編定了次序。從二程那裡，朱熹不僅繼承到發明《大學》的旨趣，同時也關注《大學》的編次。他重新調整了次序，分别章節，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釋，稱為《大學章句》。與《大學》古本相比，朱熹本《大學》區分了經、傳；調整了部分順序；增補了傳文，以使其書看起來“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

在四書中，朱熹認為要首讀《大學》。因為《大學》一書，說古人為學大方；《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做人做學問，皆貴在先掌握綱領，綱舉目張。朱熹多次闡明《大學》就是綱領、綱目所在。這個綱領正是《大學》所言三綱八目。“三綱”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目”為“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三綱八目”中，朱熹又尤其在意“格物緻知”的方法論，以此作為《大學》的最初用工處、最初下手處。

論《論語》《孟子》

朱熹常将《論語》《孟子》并談，此二書不可或缺，相參而讀為妙。他教導弟子，将《大學》讀得十分熟了，便可讀《論語》《孟子》，他說《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

關于讀《論語》《孟子》之法，朱熹引用程子之言，置于《論語集注》正文之前。他繼承發展了程子的思想，将“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作為讀聖賢書的要旨所在。引發人們思考聖之所以為聖，而吾何以未至未得。圍繞這個中心命題，句句以求，晝誦其味，中夜以思，在一幅與聖人同在的全景畫面中，以求見得“聖人之意”。

與六經相比，朱熹言：“《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這是因為《語》《孟》“文詞平易而切于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在他看來，在聖人留下的經典中，隻有《論語》《孟子》用詞平實易懂，和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讀了之後疑問少而收獲大。朱熹建議人們看文字要看平易正當處。由此也見《論語》《孟子》的行文特點，在于“文詞平易而切于日用”。

做人和做學問，朱熹皆強調“做工夫”（同“功夫”）。在他看來，孔、孟皆在教人做工夫，《論語》《孟子》正是教人做工夫的典籍。朱熹認為今人讀孔、孟之言，看得有點草率了。草草看過，就容易從字面上去看他們的不同，用心去讀，會讀到他們的一脈相承，體用一貫。以“言忠信，行笃敬”為例，好像隻言平實之事，未及根本是何。等到學者自己将工夫做到位，自然會見得“體”大概就是如此。什麼“體”？至孟子，又恐人讀不懂，就講得更直接，如“恻隐之心”“學問之道，求放心”，心即體。心之所在，言行自然忠信笃敬。朱熹讀出其中的真滋味，認為孟子說得“漸漸親切”，原其本質隻是一事。孔孟教人做工夫，即以心行事，事在心中；以事驗心，心在事中。

論《中庸》

讀《中庸》，朱熹直言《中庸》學習難度很大。《中庸》講述“天命”“性”“道”“已發”“未發”“誠”等範疇，學理深奧，沒有一定的基礎，難以讀懂。朱熹提醒他的學生，讀《中庸》要做一個準備，即先下功夫去讀《大學》《論語》《孟子》，将此三書搞明白了，《中庸》也就懂了一半。

《中庸》為何而作？朱熹認為子思作《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及道學、道統。道學正是誠誠懇懇地奉行中道之學；傳繼道學的傳統是謂道統，這樣的傳統由來久矣。自上古以來，堯、舜、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聖聖相承。至孔子時，續接道統之傳，顔子、曾子得其宗，曾子再傳至子思。至子思時，學術與時勢皆已是“去聖遠而異端起”的局面，這引發了子思深深的憂懼，懼時間愈久愈失其真。于是，他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憶及祖父孔子、老師曾子之言，加上自己的理解，作《中庸》。

如何奉行中道，朱子談及道心和人心。《尚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上古時期的聖哲對于人心、道心基本性質的描述。人心，深不可測；道心，精微深奧。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唯有以精一的态度，誠誠懇懇地奉行中道。

朱熹談心，将其定義為“虛靈知覺”，虛靈之物，有知有覺。人本是隻有一心，何以會産生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朱熹認為在由理到氣化生萬物的過程中，若生于性命之正，此是道心；若生于形氣之私，是謂人心。此心雖有人心、道心之别，卻是同一心。到每個具體的心，沒有誰的心全然是純粹無雜的道心，這是因為人在成形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總是會有形氣之私，所以雖上智之人也不能無人心；也沒有誰的心盡是私欲人心，這是因為人皆有其仁義禮智之性在，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道心。這樣看，道心和人心相間相雜，組成同一心。朱熹提醒世人，人心、道心的相間相雜甚是微妙，僅在方寸之間，今言一念之間，如果不知道如何治之，就會使人欲盡占上風，天理敗下陣來。

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朱熹言“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發揮心的“精一”之功，以其“精”來體察道心，使人心緊緊追随道心；以其“一”來守住本心之正，不偏不離。在“精一”上用功，無少間斷，道心成為人身的主人，人心聽命而行，于是“危者安、微者著”，道心昭昭。《中庸》正是這樣一部典籍，教人變化氣質，遵循本性之自然，光複道心。

镕鑄群言，于“述”中“作”

對于朱熹注四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關注到一個細節。朱注《論語》“瑚琏”一條與《禮記·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與《春秋傳》不合，這引發了人們的疑問。但是卻不知道朱注“瑚琏”，用的是東漢經學家包鹹注；注“曹交”，用的是東漢經學家趙岐注，并不是朱熹的杜撰。又如“夫子之牆數仞”章，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章，注“八尺曰仞”，看起來存有矛盾，其實“七尺”朱熹用包鹹注，“八尺”采于趙岐注。

這個細節恰恰反映出朱熹遵從“述”的傳統，镕鑄群言，于“述”中“作”。也正是因為其“述”的功底深厚，使其“作”根植于肥沃的土壤，進而有了集大成之作。但是，自明代以來，攻擊朱熹者以為其疏忽于名物度數的考證；而尊朱熹者以為這樣的問題隻是枝末小節而回護之，其實，兩者均未真正洞悉朱熹本旨，未見朱熹著書之意。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警醒世人“讀其書者要當于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此處所言之根本，正是遵從“述”的傳統，镕鑄群言，于“述”中“作”。

宋理宗寶慶三年下诏：“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提倡士子們習讀朱熹《四書集注》等著作。其後直至清末取消科舉的七百餘年裡，《四書集注》成為古代文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其地位與五經相媲美，其理論、思想、觀點成為知識界辨别是非正誤的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