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你一本80萬字(1230頁)的書,讓你手抄三遍,并做到倒背如流,爛熟如心,你能做到嗎?
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但是有一個人卻做到了――他就是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曾很驕傲的,對着朱司農講:“某讀《漢書》到此凡三經手鈔矣”。應聲辄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可見蘇轼對《漢書》的喜愛程度,不言自喻了。
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過:"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本,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崇焉"。意思是說司馬遷的史記,不能成為一種固定的形式,但是《漢書》因為沿襲了司馬遷的《史記》寫法開創了先例,成為後代寫曆史的祖先,對《漢書》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啊,甚至高于《史記》的評價。
《漢書》又稱為《前漢書》是東漢史學家班固(32∽92年)編撰的,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為"二十四史之一"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著作,與《史記》,《後漢書》和《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
《漢書》前後曆經40年,經4人之手(班彪、班固、班昭、馬續)甄選考查史實,方才編出這麼一部皇皇大著。
那班固是什麼原因要編《漢書》且為斷代史呢?大家都知道《史記》是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界限,所以人們稱為通史;《漢書》則是從西漢劉邦建立至王莾新朝這一段之間發生的史事,稱為斷代史,班固認為《史記》将西漢一朝編于百王之末,側于秦項之列,不利于宣揚漢德,難以突出漢朝的曆史地位,所以就仿《史記》寫出了斷代史――《漢書》,開創了我國斷代紀傳表志體史書的先例,後來列朝列代所謂"正史"都沿襲了《漢書》的體載,奠定了修改正史的編例,正如劉知幾所言:"自爾迄今,無改斯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原因是:據《史通正義》記載,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數10人增補過這230年的史事,但在班固父親班彪看來,這些都隻是狗尾續貂,粗俗而不能入主流,質量水平太差,于是決定自已親自撰寫。
但天妒英才,班彪隻寫了《後傳》65篇即早逝,班固子承父業,繼續遺作,因卷入窦憲外戚奪權旋渦當中,還有八表,天文志等末完成就又撒手人寰,遺憾啊!漢和帝隻得再诏其妹班昭續寫,後有大儒馬續加入才得以完成使命。
《漢書》借鑒了《史記》的體載,寫有12紀,8表,10志,70列傳,這點是所有史學家所認可的。
當《漢書》與《史記》有重疊部分時,班固還是尊重司馬遷,以《史記》當中的舊文為依據,不僭越司馬遷的東西。
第三點,都持秉書實錄的作風,不畏權勢,不獻媚,不虛僞,對朝廷的好與壞,美與醜都展覽無餘,一直堅持"慎核其身,整齊其文"的要求行文,這是難能可貴的。
它們的區别又在哪裡?《漢書》把《史記》中的"書"改稱為"志",在正史中第一次大量記錄了邊疆人文地理,人口資料等等,為後世編史,寫地理志,地方志,開了一個好頭。正所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班固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以《兩都賦》而聞名,所以他寫文章遣詞造句是相當優美、富麗而典雅的,為後世的散文家所折服,推崇;蘇轼就是其中鐵粉之一。而司馬遷寫《史記》能用一字的,絕不用兩個字,雖簡單、明了,但對後世研究就顯得有些單薄,資料不詳,而《漢書》則比較系統,詳實的介紹當時的曆史人物背景,對後世研究西漢曆史,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史記》是記錄遠古時期到漢武帝為止,上下3000年的曆史大事,用了将50多萬字;《漢書》則記錄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起到王莽新朝(24年),230年之間發生的史事,寫了80多萬字,可見《漢書》比《史記》詳細得好多倍,《漢書》還增加了《刑法》,《五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等等。
《漢書》中的史料是十分豐富翔實的,除了錄用《史記》裡的外,班固還吸收了當時十幾個名家的資料,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議,詩賦,類似的起居注的《漢著論》,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資料,班固都是全文直錄入書中。被後世稱為"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意思是說,後代史官是誰都不能有班固寫得那麼詳細了,這樣看來,《漢書》比《史記》更有史料價值。
因為班固父子生活的時代背景是處在神學思想為主導的統治年代難免有他們的曆史局限性,班固父子一直秉承"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觀點,所謂聖人之道即儒家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以維護封建神學的統治地位,班固批評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徑》,輕仁義而羞貧窮”,"賤守節而貴俗功"。
而司馬遷則相反,并不完全以儒家思想作為唯一的評判是非的标準,是值得我們學習和肯定的地方
還批評司馬遷的《史記》,"分散百家之事",還不如先前的諸子書中所描述的那樣清晰可辨,将項羽,陳涉這些短命豪傑納入"世家"是極其不恰當的,而将準南,衡山二王排斥在外,開國功臣蕭何,曹參,陳平等人,隻有其名沒有字,就顯得太過于簡單了,不利于後代研究曆史。
巜漢書》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的精神進行記錄,平實中可見生動,有血有肉,堪稱後世傳記文化的典範,比如《霍光傳》,《蘇武傳》,《司馬相如傳》,《東方朔傳》等等。
《漢書》除了是後世寫史的先祖,開先河外,還增補了少數民族史的資料,比如說《漢書.匈奴列傳》就着重記錄了匈奴民族,從遠古到西漢末年的發展曆史,對研究匈奴起到了重要作用。
《漢書》除在我國是重要著作外,在國際上也很重要的,把《史記》當中的《大宛傳》改為《西域傳》,清清楚楚的記錄了新疆境内各民族的曆史,以及中亞、西南亞諸國的曆史,還有《朝鮮傳》,《南越傳》,《西南夷》等等,對研究亞洲曆史,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書》是我國曆史上是極其珍貴的古代文化史籍,地位舉足輕重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的,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以史為鑒依然起到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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