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國商品經濟比較繁榮的時期，需大量貨币流通，北宋平均每年鑄币數幾乎是唐代二十倍。宋錢品種繁多，主要是因為實行了年号錢，即皇帝每更改一次年号，就鑄一種新錢。宋代的年号改了五十七次，年号錢就有五十七種。

當時，銅錢、鐵錢并行流通，一些地區更流行鐵錢。一般銅貴鐵賤，三個鐵錢才相當于一個銅錢。鐵錢十分笨重，大的每一千錢二十五斤，小的也有十三斤。買一匹騾要用鐵錢兩萬枚，重一百多斤，需肩挑車載，非常不便。

于是，北宋真宗元年，一種新的貨币--“交子”出現了。

這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币，雖然它很大程度上還帶有支票性質，但它同時又可在市場流通。其中，“交”即“交易”，“子”則為四川方言的語尾詞。

據《玉海》載：“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至大中祥符末（公元1011年），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置益州交子務，時天聖元年（１０２３年）十一月戊午也。每界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可見，“交子”最初是由私家發行的，後改由官府發行。

北宋時期的“交子”，均由楮紙印刷而成，所以最初的相關曆史記載中均用“楮币”指代以“交子”為代表的紙币。

“交子”的出現，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一般認為有以下幾種：

第一、“交子”來自飛錢。“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宋史》）

第二、“交子”來自契券。如南楚馬殷時期（９０７～９３０），在長沙鑄乾封泉寶大鐵錢，既大又重，于是市面上出現用契券指垛來交易。當時使用鐵錢的地方很多，使用之最就屬川蜀地區，而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兌換券的地方。

第三、“交子”來自櫃坊。中唐之後，貨币經濟日益發達，經營金融業的櫃坊，逐漸被社會認可，其經濟信用逐漸增長，其票據的流通力也越來越大。商人開始感覺到現錢交易有諸多不便，就将現錢存入櫃坊，隻拿票據。久而久之，票據開始流通……這些都是形成“交子”的前提。”

第四、因鐵錢重，攜帶不便。這個前面已經介紹過了，按《宋史》載：“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蜀民以錢重，難于轉輸，始制楮為券……謂之交子。”

第五、錢荒推生“交子”。北宋時期的黃金、白銀數量非常有限。據《文獻統考》載：皇佑年間金銀年産量各為１５，０９５兩和２１９，８２９兩，治平年間為５，４３９兩和３１５，２１３兩，元豐元年為１０，７１０兩和２１５，８３５兩。

與此同時，政府基本壟斷金銀的使用。黃金主要用于貯藏、饋贈和裝飾等；而白銀則多用于支付戰争賠償：１００４年“澶洲之盟”規定北宋每年提供給遼白銀十萬兩，後又增至二十萬兩；１００４年後每年又輸供西夏七萬二千兩……

以上各種原因，黃金、白銀暫時難以代替銅錢成為主要貨币，北宋陷入“乏銀支用”的困境。

于是，北宋政府隻能将銅錢，視為經濟生活中的主币。不過，随着宋朝海外貿易不斷發展，銅錢大量外流，加上北方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邊境貿易激增，銅錢大批量流向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

此外，宋政府為了對抗外族軍事威脅，軍費開支激增，于是國家壟斷了對銅材的采冶和使用，這樣一來就造成生活上用銅困難。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

“交子”發行之初，大受人們歡迎。當時，四川地區的商業非常發達，需要大量錢币，既薄又輕的“交子”，攜帶方便。

不久，有些人看到十六家富戶利用發行“交子”都發了财，就暗中開始僞造“交子”，緻使“交子務”無力兌換，最終引起社會動亂。

川蜀地方政府禁止再發行“交子”，封閉了“交子務”。于是，商品買賣缺乏通貨，市場随即出現混亂。

于是，四川地方政府上奏朝廷，建議由政府發行“交子”。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１０２２年）十一月，在轉運使薛田和張若谷的建議下朝廷特設“益州交子務”，自二年二月開始發行“官交子”，北宋政府正式“控制”交子的發行權，并在“大觀元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北宋益州的交子鋪，是四川曆史上最早的貨币金融機構，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準設立的紙币發行機構。

發行“交子”，原本是為方便商業活動，但後來宋王朝卻把這當作籌措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發行量越來越大，交子持續貶值。

至宋徽宗崇甯四年（公元１１０５年）改名為“錢引”。南宋時，又将“錢引”改為“會子”，繼續發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