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闆橋的竹子是什麼品種?對比鄭闆橋的墨竹和韋斯頓的青椒，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簡明扼要的學習理解東西方文化藝術差異的基本視角，以及中國攝影人在面對拍攝物象時不得不面對的本體思考攝影及攝影史的學習當然要基于一幅幅攝影作品，但又遠不限于此它是攝影的，更是圖像乃至藝術的；它是視覺層面的，更是文化及精神層面的，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鄭闆橋的竹子是什麼品種?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鄭闆橋的竹子是什麼品種

對比鄭闆橋的墨竹和韋斯頓的青椒，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簡明扼要的學習理解東西方文化藝術差異的基本視角，以及中國攝影人在面對拍攝物象時不得不面對的本體思考。攝影及攝影史的學習當然要基于一幅幅攝影作品，但又遠不限于此。它是攝影的，更是圖像乃至藝術的；它是視覺層面的，更是文化及精神層面的。

鄭闆橋著名的“胸中之竹”論，已經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中國傳統文人知識分子的基本自然觀和藝術觀。所謂“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這樣的思維方式與元代倪瓒（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宋代之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等人的觀點一脈相承。

衆所周知，中國傳統藝術的主要特征為寫意，區别于以寫實為主的西方藝術。雖然對“意”的具體内容難以達成一個明确清晰的認知與評價标準，但大概都對“意”的主觀感受和表達存在共識，所謂“寫胸中臆氣”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古代文人士大夫畫家在面對創作對象時，盡管有較為嚴格的繪畫程式的規範要求，但從本質上來說，畫家所在意的并不是物象本身的寫實、寫真與否，不過是托物言志、寄情于景罷了。

于是，道家思想基礎上孕育而成的中國傳統藝術的根本目的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孜孜描繪與再現，而成為藝術家自我氣質與理想境界的能指符号。具體到每一根線條的輕重緩急，每一筆墨色的濃淡幹濕，一山一水，一樹一石，莫不是藝術家顧影自憐、孤芳自賞的隐喻，所謂梅蘭竹菊四君子，更是将這種中國式意象化藝術思維模式發展到了極緻。

在鄭闆橋與其墨竹之間的關系結構中，藝術家與客觀物象不是反映與被反映、描繪與被描繪的關系，所謂從“眼中之竹”到“心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過程，其實是從審視自我到在自然中尋求寄托物再反觀自身的過程。因此，藝術家無意于對物象本身具體形色體積的客觀描繪和深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傳統文人繪畫是缺乏“繪畫性”的。

就對客觀物象的再現目的而言，攝影術與西方寫實繪畫無疑是一脈相承的，攝影術可視為西方寫實探索的必然結果。韋斯頓的《青椒》等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同樣超越了物象本身，但卻是在一個截然相反的維度上與齊白石的墨竹分道揚镳。在西方藝術家和攝影師眼中，自然物象本身具有獨立獨特的審美價值，是造物主“神迹”的具體外化。對被攝物體精益求精、不斷超越的再現沖動源于西方人對造物主的崇拜與親近。人們贊歎韋斯頓鏡頭下一隻普通青椒所表現出來的生命質感與藝術氣息，攝影師俨然洞悉了我們司空見慣的日常事物中被忽略的“上帝”靈光，就如同馮君藍的獲獎作品《微塵聖像》一般。在這裡，青椒不是暗示或标榜藝術家自然情懷的符号能指，當然也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青椒本身，而是成為接近所謂“上帝”旨意與造物奧秘的另類能指。因此我們才不難理解，西方藝術和攝影才會在觀念、技術和材料等方面不斷進步，以一種近乎科學家的觀看視角和執着精神提升着自己觀看物象、再現物象的方式及能力。

簡而言之，以鄭闆橋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人繪畫創作是一個“畫家—墨竹—畫家”的循環封閉的自造境過程，而韋斯頓眼中、鏡頭下的青椒則意圖實現“攝影師—青椒—上帝”的宗教式追問。這大概就是中國藝術家和攝影師所不同于西方同行之間的本質差異。明白了這一點，或許可以為我國攝影的民族化之路提供一些思考。簡單地套用西方的觀念、風格沒有意義，也注定不會長久。而且，出于單純的文化自尊心考慮而生硬地對應西方攝影曆史和生态試圖創建出一套中國版本的曆史野心也完全沒有必要。攝影是藝術，但首先是技術。技術的使用主體和文化語境才是決定其藝術面貌和走向的決定性因素。

（作者為藝術評論家邢千裡）

來源： 美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