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以來唯一不敢否認、從未推倒重來的就是他競選伊始所提出的新口号——“美國第一”。

古人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如今奧巴馬走了，他執政中後期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也鮮被提起，似乎早已壽終正寝。然而，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就真的将從此退出曆史舞台嗎？

回望特朗普執政300天以來作為，似乎到現在都難以給他歸納出一個清晰可見、穩健持久的外交大戰略。加之其本人性格問題，出爾反爾、前後矛盾的表态、推文比比皆是。甚至連他身邊的人，譬如一度被認為是穩健派代表人物的國務卿蒂勒森也時常發表前後矛盾的講話，前倨後恭或前恭後倨的案例不一而足。

這似乎意味着，我們此前慣用的話語分析、詞頻分析、内容分析等通過揣摩元首講話、報告來确定其政策偏好的研究手段，在特朗普時代的應用将受到很大局限。古人雲“聽其言觀其行”。與其拘泥于詞句，不如（或者隻能）觀察其具體行為（當然特朗普的行為也有很多反複）；然後，在确定若幹相對最無異議的政策點出發，利用邏輯推理，大體勾勒出其政策走向和戰略脈絡。

特朗普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截至今日，我們看到特朗普說了很多虛虛實實的話，但似乎唯一不敢否認、從未推倒重來的就是他競選伊始所提出的新口号——“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

或許部分由于翻譯的原因，在早期的研究中仍有部分國内學者将其诠釋為“維持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盡管我們不能排除特朗普有這樣的想法，更不能排除其他（外交）官員存在這樣的觀點，但顯然在特朗普思路譜系中這個“第一”主要是針對内政，即：

（i）美國國家利益第一：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利益（以鄰為壑、貿易保護主義）、相對于美國盟友的利益（盟友可以被出賣、戰略信譽不值錢，調整和傳統盟友關系）、相對于美國所承擔的國際責任（新孤立主義、退出巴黎協議等重要國際協定、否決TPP、質疑WTO）；

（ii）美國選民利益第一：保障就業第一（尤其是維持其基本盤的“紅脖子”、“鐵鏽帶”選民）、保護國内市場第一（征稅、技術門檻）、開拓外國市場第一（重新簽署有利于美國出口的雙邊協議）、引入/回流外資第一（誰的公司繼續大規模在外國辦廠就懲罰誰）；

（iii）美國國家/本土安全第一：一切可能的外來威脅都要拒之于國門之外（旅行禁令）、堅決抵制拉美移民（修墨西哥牆）。

一句話，“内政第一”是特朗普所有内外政策的原始出發點，是“一個中心”。在“一個中心”的統領下，内政外交有“兩個基本點”。對内就是要實現“國内産業實心化”，即開源，利用各種手段迫使國際資本回流到美國，外包的企業、業務也要回流，為本國工人提供就業崗位。對外則要“國際義務空心化”，就是節流，從那些在特朗普眼裡毫無價值、空費銀兩的國際事務中脫身。兩者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共同服務于“内政第一”的基本點。

“内政第一”方略下亞太與中東的聯動性

上文讨論特朗普内政第一的總體方略是為了明确其外交思路的源頭。“外交是内政的延續”這一常識自不必說，而對于特朗普這樣尤其注重經濟貿易、國民就業、國土安全的總統更是如此。這将成為我們分析美國外交政策新變化的出發點。

在“内政第一”的基礎上我們繼續研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命運，就不難做出推論，它不會退出曆史舞台，而是針對既定的目标，以新的模式和手段加以推進。

具體地，第一，對美國而言，中國是頭号競争對手，這個目标不會變。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崛起不同于以往的蘇聯，中國更多的表現為經濟崛起（中國最近幾年的軍力、尤其是海軍崛起也是經濟崛起的副産物），而在特朗普看來這意味着從美國（勞工階層）手裡搶訂單、争市場、砸飯碗（雖然美國産業工人作為個體也從由中國進口的廉價商品中獲得日常實惠）。如果說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主要出于安全、戰略考量，那麼特朗普很可能做一樣的事情，但出發點是以經濟民生為主，安全戰略為輔。

第二，美國當前面臨一個總體國力（相對）下降與國際挑戰、壓力增強的矛盾。前者要求特朗普減少軍費開支，減少國際義務，從世界各條戰線和軍事基地後撤。而後者不僅要求美國繼續，而且要投入更多國内資源去推動國際行動。這些挑戰既有來自主權國家的，也有來自非主權國家行為體，譬如恐怖組織。

然而，俄羅斯和伊朗的戰略動向使特朗普無法義無反顧地繼續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這不僅僅是一個換口号的問題。此前有學者認為，特朗普将換個名字繼續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換名字不換本質；而筆者以為，現在看來，本質也要換。

俄羅斯在奧巴馬時代末期在烏克蘭-克裡米亞事務上的強悍表現，以及在土耳其-叙利亞事務上日趨掌握主導權的事實，讓美國難以在東南歐-中東戰線上徹底甩手。而在中東，更棘手的問題是經曆了小布什伊拉克戰争後的地緣格局大重組後，原先盡管不遭美國待見但在事實上能夠“幫助”美國起到制衡伊朗作用的遜尼派薩達姆政權土崩瓦解，在兩河流域留下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而伊拉克人口居于多數的什葉派教衆從宗教情感和認同上天然親善伊朗。于是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們看到伊朗不動聲色地通過輸出武裝力量和軍事顧問，牢牢地掌握了從叙利亞到波斯灣，從裡海到也門内戰的戰略主動權。

不僅如此，美國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後對伊朗實施的嚴厲的經濟制裁，到頭來看，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作用。這的确使伊朗的發展受到了相當的限制，但并沒有達到美國預期的使其瓦解、崩潰、屈服的效果。而最讓特朗普耿耿于懷的是，自從奧巴馬簽署伊核協議，來自歐洲、俄羅斯、中國的熱錢大量進入伊朗，一夜之間波斯帝國大有複興之勢。

伊朗的坐大，首先動了誰的奶酪？首先感到伊朗威脅的還不是美國，而是與之近在咫尺的以色列。而（a）以色列在中東的固有存在（不可能搬家）；（b）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後其中東政策全面“右轉”，即抛棄奧巴馬時期的“裝作平衡、公正”而一邊倒向以色列，這兩個要素共同決定了，特朗普絕對無法也沒有動機徹底從中東撤離，而這又進一步決定了特朗普無法、無力繼續執行奧巴馬式的“亞太再平衡”——從全球包括中東抽調力量，全部集中到亞太。

兩難困境下的“間接對沖”選擇

分析至此，我們就知道特朗普所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中國的崛起無論是在戰略、安全上（奧巴馬所注重的），還是在市場争奪、經濟方面（特朗普所看重的），都需要美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應對、制衡。而另一方面，美國自身實力的下降，導緻了其總體可用于對沖中國的資源在減少（這是奧巴馬和特朗普同時面臨的困境），同時特朗普又不能繼續像奧巴馬一樣從中東撤離并重新調整力量、集中于東亞對付中國（俄羅斯的進攻态勢迫使美國在東南歐、東地中海回應；伊朗的複興迫使美國在奧巴馬末期短暫離開後又“重返中東”），美國面臨目标重大而手段不足的困境。怎麼辦？從現在特朗普的行為而非語言來看，美國在對華實施間接對沖（proxy hedging）。

所謂“間接對沖”，一方面，它包含“制衡”/“間接制衡”（proxy balancing）的含義。美國需要制衡中國，但自己不能或不願出力、支付資源，那麼特朗普就必須在世界範圍内、尤其是中國周邊尋求代理人，“間接”而非“直接”地借助他們的力量替自己制衡中國。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支持印度入常、支持印度軍備升級、支持日本入常、默許日本修憲及自衛隊解禁；最新的趨向是，在美國的協調下，印度-日本的戰略合作空前加強。尤其在洞朗對峙期間，美日印在印度洋協同軍演，這無疑是向中國發出的強烈而明确的信号。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奧巴馬，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尋求地區安全事務的盟友時，還非常注重戰略/安全聯系經濟/貿易，也就是專挑有錢的主做自己的地區代理人。如此一來，在利用沙特制衡伊朗，利用印度、日本制衡中國的同時，也能在軍售等領域發一筆橫财，實現經濟-安全雙豐收。特朗普不會再像過去的美國領導人一樣（主要）由自身來承擔地區權勢平衡的責任，而是将其轉嫁給有支付能力的區域潛在霸主。

另一方面，無論貿易平衡還是朝核問題，美國在經貿與安全等諸多問題上又需要中國的合作，所以這就決定了他不會僅僅對華采取“制衡”。鑒于中美經貿、人員往來的密集性、緊密性，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遏制”或“遏制基礎上的接觸”等老辦法也不再适用，因而必須采取“制衡”之上的“對沖”。對沖本是金融學術語，指在市場形勢不太明朗的情況下，為規避風險而雙面下注。國際關系學者把這個術語引入後賦予其政治與安全的含義，放在這裡的語境下，就是指美國在阻礙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一方面依靠支援中國的地區競争者來間接平衡中國，同時其自身又與中國保持高強度、頻度的安全對話與經貿往來，并從中獲得有益于美國的結果。

明确了上述美國所面臨的種種兩難以及特朗普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與思路後，我們對今天特朗普、蒂勒森種種前後矛盾、前倨後恭甚至“兩面三刀”的表态，也就不會奇怪了。美國地緣上不可能抛棄中東，因而在鄰近中東的南亞地區扶植一個既能北上制衡中國、東向策應日本，又能西向制衡伊朗、遙指中東的印度，當屬劃算。所以我們看到，在沉寂多年之後，曾經一度熱門的“兩洋戰略”（印度洋-太平洋）又浮出水面，并被特朗普賦予新的戰略内涵。在“間接對沖”的大旗下，一個連接印度與日本的美國“印太雙平衡”大戰略正呼之欲出。

（作者系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