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赴會一個約了35年的晚餐。

幾隻閃亮的腦門，在昏暗的燈光下重疊，啜飲。35年前稀薄的往事，漸漸明晰。

35年前，1984年，斜灘，二中，一個夢開始的地方，一群少年，真誠、單純的如白紙一般，被輕輕地烙上了斜灘溪浪花的影子。

35年過去，我們微信，聚會，可是再也回不了那個純真無邪的年代。

無法回到過去，但過去的一切，卻讓我們用一輩子去銘記。

01

送别

1984年，九年義務教育還沒有普及。小學升初中需要升學考試，而且淘汰率很高。

我不小心考上了初中，而且是全校第一名。其實我讀的那個學校畢業班也就一個班級，但這顯然刺激了我父親的某根神經，他把我送到離家四十裡路的壽甯二中讀書。

那個時候普通鄉村中學的師資十分薄弱，相比較而言，壽甯二中的教學資源算是優質的了。生活所迫，父親做不到“孟母三遷”，但思想裡最原始的“學區房”意識，還是讓我上了一所比較好的學校。

更重要的是，我的一個堂叔就在這所學校任教，而且他還是我父親的師範同學。

開學的前一天，父親與同村的另一個家長一起，各挑着一個擔子，送我和年紀比我稍大的遠房堂叔阿江去二中。擔子的一頭是木箱子，裡面裝着書本；另一頭是被窩、臉盆、牙杯等生活用品。

跟着大人一路往南，途中穿越許多村莊。我驚奇地發現離家越遠，村莊的口音越不一樣，最後到達了一個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的地方，那是就是斜灘，二中所在地。

這是我頭一次出遠門。後來回想起來，也是這次出遠門，讓我與故鄉漸行漸遠，來不及好好道别，也無法再好好重逢。

開學之後，離校近的同學每周回家，而我太遠，隻能每月回家一次。有時步行，有時乘車。由于沒有直達的車輛，所謂乘車，也是走一半路，乘一半車。

每次回家，都有一個令人窒息的送别。

有時母親送我到五公裡外一個叫礁坑的村子與同學會合，然後她折身回村。那個時候母親30出頭，步履強健，在我心裡是一道可以遮風擋雨的高牆。我從來沒有留意過離别時她眼裡的不安。

年紀太小，心思太疏的我們，愛的太輕。

更多時候是父親送我去清源乘車。

清源是一個鄉政府所在地，離我的村子七公裡路程，全是彎彎曲曲的山間小路。瞧着這平常人迹罕至的山路，我問父親你怎麼會記得這麼複雜的小路呢？父親告訴我，許多年前，他的父親也是從這條路送他到一個叫渺洋的地方去教書。那時他的父親挑着擔子，一頭是被子，另一頭是襁褓中的我。

有一次，看着父親從清源轉身的背影，我心裡突然擔憂他會迷路，或者遇上野獸猛禽之類的，很是不安，就如朱自清在《背影》裡所描寫的看到父親的背影一樣。

想起龍應台《目送》的場景：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在父母的眼裡，孩子的背影是追不上的。而在孩子的眼裡，父母的背影又何曾可以追得上？特别如今看着父母日益佝偻的背影，心裡的酸楚難以釋懷。

02

食宿

父親把我托付給堂叔後轉身離開，我一個人孤獨地住進集體宿舍。從來不曾遠離父母的我，一下子無所适從了。

十幾個人一間的宿舍，回響着我聽不太懂的斜灘話，更加襯托了我的孤獨。我展開信紙給父親寫信，頭一句便是：“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徘徊在校園裡，放在箱子裡的火柴票不見了，這日子怎麼過啊？”

信件最終沒有寄出去，我随手一揉扔進了垃圾桶，出門去找阿江。熱鬧的龍洋街未見阿江的影子，我隻好一個人踱回宿舍。一進門，就看見上鋪的同學手裡拿着我剛才揉過的信紙，正在放聲朗讀：“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徘徊在校園裡……”

羞辱、慚愧，一種被冒犯的氣憤讓我如一隻獅子一般猛地上前将他撲倒在地，搶回了那張被重新打開的信紙。他的個頭明顯比我高大，從地上爬起來後胖揍了我一頓。見到聞訊趕來的生管老師，各種委屈一下子湧上心頭，我号啕大哭，但宿舍裡的其他同學都說是我先動手，我反倒成了蠻不講理的人。

打架事件之後，我搬到了阿江租住的房子與他們合租了。四個人一個房間四，他們三個都念高一，比我大了好幾歲，處處都關照着我，讓我暫時忘記了離家的苦楚。

不過，吃飯卻是一個大問題。

每次從家裡到學校時，我們都背着一袋米和一搪瓷牙罐的鹹菜。每天用飯盒裝米加水送到學校食堂蒸炊，放學時到食堂取回飯盒就着家裡帶來的鹹菜吃。

鹹菜鹹的讓人心慌，但如果不夠鹹，那麼不等周末就會整罐發酸變味。最艱苦的還是那些一個月才回一次家的同學，他們背着一大竹筒筍鹹，從第一周吃到第四周，最後幾天從竹筒裡撈出來的筍已經發綠發黑。

比鹹菜更令人難受的是丢飯盒。一放學大家就都湧向食堂，幾百人擠在狹小的空間裡尋找那個屬于自己的飯盒，因為如果去遲了，那麼飯盒可能會被哪位同學拿錯，或者幹脆被偷走了。

竊書不算偷，那竊飯呢？

許多次，我一個人在食堂裡欲哭無淚的尋找那個原本屬于我的飯盒，它卻不知所蹤。當餐餓肚子不說，還要從可憐的生活費裡擠出二塊三塊去買一個新的飯盒，要不下一餐就無飯可吃了。

新飯盒太顯眼，為了不讓小偷惦記，我們買回新飯盒後總是故意用石頭将蓋子砸歪，有時甚至還粘上一點煙灰之類的東西，讓它看起來長的更醜一些。

許多年後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孫少平的寄宿生活，其實我們那一代讀書的鄉下孩子基本都有經曆過。

03

逃課

二中校園生活最美好的是逃課的回憶。

特别經曆第一學期的蟄伏之後，我那狂野的個性漸漸顯露。大自然對我的吸引力遠遠勝過課堂上先生們一本正經的之乎者也。

春天來的時候，我用體溫孵化出蠶卵，手裡捧着數點黑乎乎的蠶寶寶，焦急地四處尋找桑葉。

在人生地不熟的斜灘村并不容易找到桑樹，于是我們選擇中午時間去更遠的鄉下，還順便搭上了下午上體育課的時間。我用塑料薄膜袋裝桑葉，把袋口紮緊，回學校後悄悄埋到了二中山頭偏僻處的泥土下面，需要時再去取出來。有時還故意等有高年級的同學在邊上時去取桑葉，這種操作讓他們目瞪口呆。

并不是總能采到桑葉，所以我那食量日益增大的蠶寶寶經常面臨着餓肚子的危險。我嘗試過用青菜的葉子喂養它們，他們饑不擇食，但最後多數拉稀，死了好幾隻。

我的蠶寶寶在半饑半飽中頑強地活了下來，直到身體透亮，吐絲作繭。這時，我才松了一口氣，開始等待它們破蛹化蝶。

在一個睡眼惺忪的清晨，我看見蠶繭被咬破了，幾隻模樣醜陋的飛蛾撲棱着翅膀，讓我有點失望。特别看着它們屁股對着屁股，感覺姿态不好，就用手拉開它們。直到第二年春天别人的蠶卵都孵化出了蠶寶寶而我的卻毫無動靜時，我似乎才明白自己當初的行為有多荒唐。

每個人的春天，都有屬于自己的一片葉子。那片屬于我的桑葉，讓我尋找了整整一個少年時代。

夏天最美的事情是到斜灘溪裡一個叫“馬腦腎”的小島上去吹風、抓魚。

我挑選上曆史、地理這些“副科”的下午上島，或把身子斜躺着水邊的石頭上，把腳伸進水裡，或學着更大的孩子，把一塊石頭舉過頭頂，對着水裡的石頭猛砸下去，然後迅速翻開被砸的石頭，看看有沒有被震暈的石斑或溪白之類的小魚。

最喜歡的還是每月農曆十三斜灘“趕墟”的日子。從四面八方聚攏而來的人群把村子圍的水洩不通，走在擁擠的龍洋街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新奇的事物，比如耍猴表演，或者一個玩魔術賣狗皮膏藥的老把式。如果實在找不到什麼樂子，就不買票混進斜灘影院看部武打電影什麼的。

有一次看《木棉袈裟》，我被電影院的工作人員抓到了辦公室，他們要我補票，可我口袋裡找不到半個隻兒，又怕他們把我交給老師，就用一口純正的壽甯話胡說自己與爺爺從南陽來趕墟，走散後就幹脆來看電影了。

或許是他們動了恻隐之心，教訓了我一番之後居然讓我繼續回場看完電影。

現在想來，真要感謝當年他們的不打之恩。

後來讀沈從文回憶在湘西的童年生活，感覺非常親切。相對于大自然的豐富多彩，課堂和書本有多少無趣啊。

逃課的代價是成績直接下降，到初一下學期期考時，成績跌出班級前列，甚至開始挂上紅燈。這時恰好堂叔上調進城，我父親發現情況不對，就又央他将我轉去城裡的學校了

我在二中短短一年的求學經曆就這樣結束了，然而這一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起點，也為我後來重回二中教書埋下了伏筆。

04

際遇

歲月就如一艘順流而下的航船，兩岸飛閃的風景，容不得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便已不再。但每個人生都會擁有自己的風陵渡口，在渡口裡都會逢着自己的人生際遇。

我在二中的際遇，第一個便是相逢我的班主任黃立雲。現在回想起來，他教了什麼我早已記不起來，但他對我的影響卻無時不在。

一個優秀教師，不在于他能幫助學生提高多少成績，而是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前年我寫了一段回憶他的文字：

直到去年國慶節，我才再次見到黃立雲老師，這距我上一次見到他時已經33年零3個月。

那個時候他是我的班主任，在斜灘大橋頭小山包的壽甯二中裡，他教我們的政治課。我忘記了那門課的具體内容，隻記得他的字有棱角，很好看。他還給我們拍了很多照片，獎勵過我一本四角号碼字典。在那個年代，這些都是好東西。

我眼前的黃立雲早已不當老師，帶完我這一屆學生，他改行到政府機關，在幾個部門兜了一個圈，退休了。現在的他是一個作家，寫了許多書，有我非常喜歡的《壽甯待志校輯》《康熙壽甯縣志注輯》《壽甯寺廟志》《壽甯鄉賢》《天道酬善》，還有參與編著了《壽甯改革開放廿五年》《鄉土壽甯》《村名溯源》《知青歲月》《馮夢龍壽甯民間傳說》《神奇官台山》等書。我常想，一個作家長期蟄居小縣城，書寫和整理鄉土文化，需要多少堅忍，又是多麼值得敬佩啊。

國慶後回福州，我慢慢閱讀黃立雲老師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每一本都把我帶回了遠古時代的壽甯，我感知了這片土地的故事，汲取了自己寫作的營養。到我開始讀《天道酬善》時，心靈突然被觸動。我從黃槐的身上看到了黃立雲的影子，又從黃立雲的身上讀懂了黃槐的品格。我問自己，是人類基因的強大，足以跨越數十代而傳承，還文化力量的博大，影響了千百年後的人們？

後來我又在另一篇文章裡想念他：

初一的班主任是一位很有情懷的老師，姓黃，他給班級買了一套剃頭工具，先是利用中午時間親自給同學們剃頭，後來又挑選手巧的同學當徒弟，為其他同學服務。前段時間，黃老師在同學群裡分發當年的照片，我認真看了自己的發型，還真不錯，直鬓角，挺配我的大圓臉。遺憾念完初一我轉學離開了斜灘，也就離開了班級集體剃頭的日子了。

2020年的第一天，我接到的第一電話就是黃立雲老師打的，他與我商量手中的“壽甯詩稿”事宜。

情懷是人生最大的毛病。

我的那些老師裡，還有許多很有情懷。

教植物的盧老師很年輕，他帶我們去山上采集植物标本，講解植物的玄妙世界；英語老師漂亮端莊，教學很西式很嚴格，而且課後總會挽着她先生的手一起上街散步，看得龍洋街上的行人一愣一愣的。

離開二中後的日子，當年的同班同學總會不經意地出現在自己的眼前，就如昨天晚上那幾隻在酒桌邊重疊的腦門。

飛哥是我的同桌，印象最深的事情是期末考曆史時抄襲他的答案，不是他比我準備的充分，而是他悄悄拿出了放在抽屜裡的課本。考試的結果是我得了高分，他得最零分——他被老師抓了現行。

我的運氣總比他好，人生雖然平平淡淡卻也順順利利；他的經曆比我精彩，人生豐富多彩卻是坎坎坷坷。

有一次他打我電話說，兄弟，我被人打了，能否幫我給這裡的公安局打個電話？我張張嘴，沒能說出什麼。想想當時他失望的情形，我是否應該自慚形穢？可我就是一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的人，除了自己，好像真的沒有什麼朋友。

又有一次，他高興地打我電話說就在我生活的城市承包了一個工程，要我周末找他去喝酒。我又是張張嘴，說不出什麼，如我這般沒有情趣的人，早就應該被生活淘汰了。

我還等着他的第三次電話，我相信他不會對我失望，因為他早就失望過了。

所謂際遇，有些時候就如紮西拉姆·多多所寫的：

你見，或者不見我

我就在那裡

不悲 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裡

不來 不去

對于同學，對于二中，也是這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