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紀中期，希臘仿佛一道符咒被打破，希臘人似乎已經意識到全新的可能性，開始了在各個領域的發展。

人們既是迫于壓力，同時也是有能力探索新途徑。挑戰以及人們應對挑戰的各種努力，使之前無法想象的行動變成可能。

希臘人利用這些機遇的方式，使得他們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狀态、小規模的團體和面對面的特點，以及自給自足和自由。

自從進入後邁錫尼時代，希臘人的殖民和生活變得更加靈活。面對快速發展的殖民運動，希臘人要以最具挑戰的方式進一步發展和改善他們的生活。

他們遭遇的大部分動亂和失敗、發動的戰争以及導緻的沖突，我們并不清楚。由于土地變得稀少，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人們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由于殖民運動，人們擴大了谷物的種植面積，但這遠遠不夠。

上層階級對土地的需求尤其大，因為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在有多個男繼承人的情況下，家産應當均分。當然，獲得财産的途徑還有另外幾種，婚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種。人們還可以當海盜、經商或者當雇傭兵，但這些可選擇的謀生方式也不多。

無論如何，那部分不斷增長出來的人口已經得不到充分的供養，或者根本無法得到供養，這種情況令人擔憂。于是，有能力者開始領導資源缺乏者，并在他們的支持下篡奪城邦的權力，或者征服鄰邦的土地。這種情況的出現并不稀奇，而且新的作戰陣形支持了這種假設，但這種行為很少能夠獲得持久的成功。

統治者演講

斯巴達征服了鄰邦美塞尼亞，但曆史表明這是個例外，因為美塞尼亞人沒有融入斯巴達的公民集團，而斯巴達對美塞尼亞的統治也很難維持，因此斯巴達被迫成為永久的軍營，甚至在和平時期也是如此。如果一些重要的征服取得成功，那麼權力會随着領土的不斷擴張而擴大。為了消滅彼此，敵對勢力之間不斷鬥争，如果一方獲勝，其權力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然而，事情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由于内部壓力轉移到了外部，強權集團已無法建立。事實證明，君主制不僅軟弱無力，而且遲早會被推翻，況且它們也不能證明自己在新的形勢變化中是必需的。殖民地的建立。當一群人離開家鄉，來到幾百公裡以外的地方建立新城邦時，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再也回不去了。于是出現了兩種情況，一些人在家鄉繼續過着習以為常的城邦生活，而另外一些人決定或被迫在别處過着類似的生活。

擁有衆多小團體的傳統社會結構從未受到質疑，相反随着希臘團體數量的大幅增長，城邦的生活方式不斷得到鞏固。希臘人的對外擴張已經遠遠超出了愛琴海地區。有一些男子可能主要來自上層階級的家庭，他們擁有很少的财産，因此沒有留在國内開創政治事業，而是成了希臘大移民的開創者。

希臘政治重建

他們沒有将地中海變成希臘的内海，而是讓希臘人成為東西方之間最重要的溝通橋梁。領導這場運動的許多個體沒有掌握或建立統治，從他們的行為來看更像是創業者。

總體而言，希臘的團體仍然掌握在多數人手中。跟以前一樣，他們差不多就是整個城邦了，雖然上層階級因各種原因依然保持着部分優越性，但貴族的範圍畢竟不大，而财産所有者的範圍更為廣泛。總之，新問題出現了，即什麼徹底改變了希臘典型的政治組織形式。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征服鄰邦的過程中，希臘人經受了太多的挫折，還是他們選擇了阻力最小的征服方式，或者新的機遇激發了許多貴族的開創精神?

原因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希臘社會的政治體制似乎成為關鍵因素之一，城邦直接由成員組成的觀念已經深入希臘人的思想和願望中。他們可能已經準備發動戰争，但也不能超越城邦的界限。從邏輯上來看，如果城邦大到無法管理，那又有何用呢?即使所謂的統治者不反對這種擴張，但他依靠的民衆多數不會置身事外。

因此，開發遠方的土地似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希臘人非常幸運，因為地中海沿岸擁有着廣袤的土地，那裡人煙稀少可以緩解他們的壓力。希臘人的海外殖民運動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成為那個世紀最重要的事件。

希臘的團體性

與此同時，希臘人不斷尋求與東方文化的接觸，較早接觸到東方的是腓尼基商人，他們從事海上貿易，把貨物帶到了東方，那時希臘人經由羅得島和塞浦路斯到達了黎凡特。希臘人在奧龍特斯河口建立了第一個貿易點，緊接着繼續向南建立了第二個貿易點。在希臘人看來，東方不僅是他們學習的對象，而且還是他們靈感的源泉。

因此，希臘人不僅想要擴大貿易和開闊視野，他們還要争取建立密切的聯系。一旦希臘人背離自己的傳統習俗活動，便開啟了一段日益激烈的經曆。迄今為止，現實沒有限定什麼是可能和可想象的，希臘人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所走的道路，以及必須做出的改變。

于是，希臘人的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清晰。希臘人在家鄉時面臨着許多新問題，正是這些問題促使他們變得開放，并為東方文化的獨特魅力所吸引。于是，另一個世界很快變得不再那麼陌生和令人困惑，而且在許多領域成為效仿的典範。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希臘人對文字的采用，公元前8世紀中期的希臘陶器證實了這一點，但那并不是希臘人學習、運用或者受激勵的全部。

希臘人對東方的探索極大地開拓了他們的視野，而與東方文化的邂逅也激發了希臘人的雄心壯志。新機遇的出現漸漸削弱了舊特權。富有開創精神和想象力的貴族成員長期奔波于海上，成為各種利益的受益者。他們積累的财富從出土文物中可見一斑。比如富人墓穴中的雙耳瓶和雙耳噴口罐，比如聖地裡的奢侈供奉，以及陶瓶畫上奢華的喪葬儀式。

希臘出土陶瓷

在一些人口衆多的城市，國王們失去了先前的顯赫地位。同樣的情況在各地不斷出現，雖然到處都有新機遇，可有些地方能抓住這些機遇，有些卻錯失良機。希臘人非常看重自由，他們會利用一切新機遇為自身謀利益，他們也反對君主制，可與東方大部分君主文化的密切接觸卻增強了他們的實力，如希臘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就是受到了腓尼基人的影響。但是誰會重視來自外部的影響則取決于其自身，尤其是那些正在接受原屬于特定社會群體知識的人們。因此，東方很可能是促使希臘人發展自由文化的衆多因素之一。

事實上，與東方的密切接觸使得希臘人直接進入了文明的下一階段，幾乎不需要任何過渡，也無須徹底改變他們的原有特性。歸其原因很可能是"非凡的運氣"，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話說："内涵豐富的希臘神話産生于一個純真的年代，擴展于一個有文化的時代，後來開啟了一個文學時代。但這并不意味着，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人會依據傳統和習俗繼續生活在一起，相反他們不得不重建自己的團體，确定城邦的大小。

重建工作先是拆除房屋和挖掘墓地，然後在城市中央建立一個開放空間一一廣場，作為公共空間它對城邦發展的重要性很快便顯現出來。這些地方除了有樹木遮陰外，周圍一片空曠。

廣場是屬于大家的，它主要用于公共的政治活動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正是在這些地方城邦出現了，它好似破繭而出，所涉及的領域完全不同于家庭的私人空間。廣場是男人們的天下，也是很容易區分性别的地方，它的作用很像後來出現的市場。與此同時，古希臘的許多地方都開始在城外建立公墓。

我們有理由假設，居住在城中的土地所有者在這個時期有所增加，他們支配着新建立的公共領域，而新公共空間的産生也确實出自他們之手。久而久之，上下階層之間的分界線越加明顯了。與此同時，城邦的祭祀儀式和宗教領域也發生了變化。

特殊的聖地在一段時間裡成為居住在附近地區的人們的崇拜中心，其餘的為家庭或村莊所供奉。現在，集體開始擁有和發展多種祭祀儀式，而供奉神衹的聖地因圍牆而與城市其他部分隔開。

希臘人祭祀儀式

公元前750年希臘人開始建立祭壇，公元前700年左右開始建造神廟。于是，越來越多的城邦團體開始聚集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并在每年的特定時間舉行宗教儀式，祈求得到神的保護和支持。離開位于城市中心的聖地，宗教遊行隊伍沿着特定路線來到位于城市周邊的其他聖地，也就是本次宗教儀式的目的地。當然，這些聖地還發揮着劃定和保護分界線的作用。地方英雄的墳墓因為獻祭和葬禮運動會備受關注。像其他的祭祀節日一樣，這些宗教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團體的凝聚力。

無論是祭祀儀式，還是逐漸設立或擴展的其他儀式，它們都具備兩個共同因素，歌唱和舞蹈。歌隊登台吟誦詩人為每個場景創作的新詩。詩人和歌者被期望在公開場合進行表演，他們必須滿足大衆的期望，尤其是在政治權力和祭司權力的相對軟弱的情況下。詩人們吟唱的詩歌都是以希臘神話為主題，他們要不斷對神話進行闡釋，不僅是因為這些神話故事從希臘早期一直流傳到有文字的時代，還是因為詩人們非常需要這些不斷發展的希臘神話。由于節日和儀式變得越來越重要，藝術在希臘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

公元前8世紀希臘可能出現了公民集團的重組和細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排他性，但我們無法确定其中的細節。政府機關的建立和政治程序規範也是如此，這是人們在此時最期望的兩件事情。有證據表明，斯巴達從公元前754年開始記錄監察官或監督員的名單，這些人主要為民衆和國王服務，最終成為城市中最重要的官員。

自公元前776年起，奧林匹克賽會的優勝者都會列入名單，雖然後來賽事經過多次調整，但這些都沒有體現在建築上。陶瓶畫師們開始以全新的方式，在陶瓶上描繪動物和人物，以此取代先前持續很長時間的幾何繪畫。

古希臘陶瓷

在公元前8世紀即将結束之際，一位詩人用特洛伊戰争的故事創作出一部宏偉的史詩，呈現出一種新的精神，表達出離别之情，預示着新的開始。在我們看來，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迹。這部史詩巨著長達15000行，而最初的篇幅沒有這麼長，相比之下我們所知的東方最長的史詩《吉爾伽美什》隻有3500行。當然，史詩在世界文學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不僅僅取決于它的長度。

在《伊利亞特》之後，詩人很快又創作了《奧德賽》。如此一來，許多事情幾乎同時發生改變，并且相互影響。總之，希臘人從廣闊天地的政治形勢中受益匪淺，尤其是東方的帝國一直以來對愛琴海區域的忽視。雖然遠近距離間唯一的聯合發揮了作用，但對希臘人而言，東方的政治依然離他們很遙遠，但經濟和文化卻很容易接近。希臘人可以向東方學習和借鑒的東西有很多，但卻不必因為接近一個外部的帝國而付出代價，不必屈從于外部統治，或為了抵抗不受歡迎的發展而進行大規模的擴軍備戰。斯巴達和西西裡的例子說明了可能發生的事情。

無論在何處遭遇強大的敵人，希臘人要麼被迫屈從暴君的意志，要麼使自己服從嚴格的法律。

從短期來看，城邦不僅維護了公民生活上的自給自足和政治上的自由，而且還有所延伸，其中就包括當權貴族的野心如何衍生出新的希望、渴望和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