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魯迅先生曾評價司馬遷的《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我更相信也有很多人根本不理解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隻是單純地認為這是魯迅先生對這部史學著作的贊美。

比如，這句話出自魯迅先生的哪部作品？魯迅先生又為何用詩歌體的《離騷》來和散文體的《史記》對比，兩者有何相似之處？

如果弄清了這些問題，就會發現魯迅先生的這句評價并不是随口稱贊，其背後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蘊。

關于魯迅的這個評價，其實如今很多人都在斷章取義，忽略了前後文，将其認定為魯迅對《史記》的高度認可。但實際上，這句話的前後各有一部分内容，需要完整地來看。

這句話出自《漢文學史綱要》，原文是這麼說的：

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

這裡很明顯能看出，魯迅所說的“史家之絕唱”并不是說《史記》的史學價值，而是說《史記》在記錄史事的時候有所創新，前人所未有，後世也罕見。

司馬遷早年有過遊學天下的經曆，搜集到了很多風俗、傳聞以及一些較為隐秘的史事。比如“荊轲刺秦”的真實場景，就是他根據當事人侍醫夏無且對别人的口述來描繪的。

而這些經曆是他為之後“子承父業”做的準備，其生活的年代裡漢承秦制的現象依舊嚴重，受此影響一般史官是家族傳承的官職，司馬遷的父親是史官，所以司馬遷以後的仕途注定也會是“太史令”。

史官記錄史事是有一定規範的，比如《春秋》就是典型的史書，各國的《春秋》樣貌應該都差不多，以簡潔的語言記錄下發生的重大事情，真實性是第一位的，史官不能表露明顯的态度。

在這樣的規範影響下，孔子也隻是以“春秋筆法”來表明自身的喜惡，比如“克”、“弑”等帶有貶義性詞語的應用。

但《史記》不一樣，它打破了，或者說違反了當時史書體例的規定，所以魯迅才說它“背《春秋》之義”。他認為《史記》記錄曆史的方式無視了之前的規範，也沒有在字句上進行過多的雕琢，這些都是不合時代的。

而在《史記》之後的大多數正史裡，因為“官修”的性質，在體例、文辭等諸多方面都要比《史記》更為謹慎，也陷入了另一種統一的規範當中，就沒有《史記》這樣打破傳統史學的震撼力。

也就是說，之前傳統史學的規範被《史記》打破了，而《史記》又成為了新的規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優質的作品能打破它。

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所以魯迅才會給出了“史家之絕唱”的評語。并非是認為《史記》是所有史書當中最好的，僅是點明了其特殊性而已。

而“無韻之離騷”的評價，更是和《史記》的史學價值關系不大。

将《史記》和《離騷》相提并論，很明顯這是在講述《史記》的文學價值，和史學沒有太大的關系。

魯迅認為《史記》的寫法是“發于情”和“肆于心”，這個“情”和“心”就是司馬遷個人的意願，充滿了主觀性。

所以在讀《史記》的時候，讀者會很容易被文字所蘊藏的情感所左右，随着司馬遷的喜惡而表現出同情或者憎恨。就像魯迅舉茅坤讀這部作品時的感受，讀遊俠、屈原、賈誼、莊周等等人物的相關事迹，内心的感受是千變萬化的。

這就說明，司馬遷所著的這部史學巨作，不僅僅是為了記錄曆史，更是在闡述其自身對曆史的态度，其中所蘊藏的是作者對這些曆史的看法和觀點，這與之前專注于記錄真實性的史書有着極大的不同。

既然要表達觀點，那麼就需要文辭來修飾，所以從精神内涵上來說，《史記》在很多文字中都充滿了怨憤之情，這也是與《離騷》的相同之處。

在漢代，甚至是更為古老的文學傳統中，文學的風格講究的是溫柔敦厚，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是從《詩經》以來奠定的文學基調。

所以《離騷》在漢代的争議會非常大，屈原的形象也并不總是正面的。班固就曾經批評他“露才揚己，怨怼沉江”，以自己的死亡來彰顯君主之惡，通篇文字充斥着怨憤之情。

《史記》在很多記述上都與之類似，表達的是司馬遷對于某些事情的憤慨，這也和其在漢代屈辱的經曆有關，導緻了他在曆史中尋求共鳴。當然這種共鳴的産生是有問題的，是司馬遷先将史事定下基調，然後才産生了“同病相憐”的感覺。

比如說關于“武王伐纣”一事，衆多史家認為這是“有道伐無道”的正義舉措，被司馬遷之前以及同時代的人所贊揚。但在《史記》當中，司馬遷卻認為“以暴制暴，不知其非也”。這樣的觀點明顯是在影射漢代統治者“窮兵黩武”的社會現實。

再比如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這也是當時很多人對這一對賢者的看法。然而司馬遷卻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這件事情，認為這是“好人遇禍，壞人得志”的典型，以此來痛呼世道不公。從中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這是司馬遷對自身遭遇的傾訴。

這些手法的應用和意蘊的表達，在《史記》有立場傾向性的文字裡得到了很好的發揮，與屈原在怨憤無助下所作的《離騷》就産生了共通，尤其是在“悲憤”、“怨怼”的情緒之下。

所以魯迅選擇了《離騷》這部作品來和《史記》做一個并列，而并沒有選擇如《詩經》等“溫柔敦厚”的作品。

司馬遷自己也很清楚其所寫的《史記》有很多的情緒化表達和取舍，比如将項羽、呂後放入帝王本紀中，将同為農民起義的陳涉、吳廣放置于世家裡。尤為明顯的是，對漢武帝驅逐匈奴的豐功偉績忽略不計，隻寫其求仙問藥、好大喜功的荒誕舉措。

所以，司馬遷也自我評價《史記》為“成一家之言”，大概也是委婉地表達了一下自己有“洩憤”的舉措。而後世修史的人并沒有像司馬遷一樣的經曆，在官修的前提下自然也就沒有了這種酣暢淋漓地寫法。

由此可見，魯迅所言的“史家之絕唱”和“無韻之離騷”，并不是将《史記》擡高到了無以複加的地位，而是通過前後文的論述，來闡明了《史記》在記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的特殊性而已。

未來在黑夜隐匿，于此靜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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