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國子監孔子像（視覺中國）

孫向晨

第一次全文閱讀《論語》已是大學一年級，讀了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很羞愧沒讀過《論語》，便囫囵吞棗讀了一遍，浮出了一個親切的孔子形象，一洗連環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留下的陰郁印象。那是個渴求西學的年代，李定生老師曾問，向晨是否繼續讀中國哲學研究生？内心的理想卻是要修數理邏輯。

之後讀過李澤厚、錢穆以及李零版本的《論語》，都曾經熱門，與其說讀《論語》，不如說想看看這些思想者的解讀；與言必稱何晏、王弼；皇侃、邢昺；《集注》《集釋》不同，并非專業研究，一位研究西學學者的愛好而已。

不久前，與幾位朋友又開始讀《論語》，往往一、兩節讨論一個晚上。再捧《論語》，難免讓人狐疑。如此汲汲于孔子，似過于迂闊。《論語》萬把字，在古代兒童即能誦詠；讀起來并不艱深古奧，在黑格爾看來無非是些道德教化的老生常談；如果孜孜于“微言大義”，則未免故作神秘。一起讀讀，至多算是“溫故知新”。

經典的内化與對話

經典經得起常讀，早已超越了普通讀物。像《論語》《理想國》這樣的經典，實在是構建了人類理解世界的框架，構築了人們思考生活的路徑。這種框架至今還起作用，不僅在于它們深深地嵌入曆史，更在于它們依舊影響現代話語。1960年代末出生的我們，視“傳統”為糞土，但再激進也難脫生活語言。即便極端年代，“溫故知新”也還是成語。漢語充滿源自《論語》《老子》《中庸》等典籍的成語與老話，因此拿起《論語》便覺親切，一些早已預裝在頭腦中的詞兒便撲面而來。語言從來不是空泛的，而是有所承載，并暗暗規範着我們的生活，所以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

經典之為經典就在于它塑造了我們的文化結構。曆史會有變遷，但并非任意，往往會聚焦在某條主線上。所以，懷特海說西方哲學二千年是對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注腳，此言不虛。信奉多元化的現代常常迷惑人們，遺忘了曆史是有主導性傳統的，西方的“兩希”，中國之“儒道釋”。但凡一種有生命力的結構并不僵死，它會與世界的變遷相與互動。黑格爾很明白柏拉圖是這樣的，但他不懂孔子同樣如此。鄭玄的《論語注》迥然有别于朱熹，鄭玄面對漢代今古文的融彙，朱熹需化解佛道的沖擊，然而他們始終會“重溫”《論語》。

六問“溫故知新”

“溫故知新”的成語源自《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如此顯白，細究起來，卻意味深長。從詞意上而言，“故”在孔子時代究竟意指什麼？先王之道，抑或周代禮制？“新”又指什麼？新知識，新感悟，新應用？如何理解“溫”字？“溫，尋也”，“尋”的不同理解表明對“故”的不同立場，是“重溫”還是“尋繹”；“知”在現代語境中會被質問，究竟是learning，是knowing，抑 或understanding？在邏輯結構上，何晏的注釋中，“溫故”與“知新”是并列關系，朱熹的集注中“溫故”與“知新”之間則有一種遞進；遞進中又包含了多種可能性，如錢穆所說，可以是在舊聞中每有新得，也可以“故”乃先王六經，“新”則為後世斟酌，表現為一種“體用”關系；“溫故”與“知新”的聯結牽涉對“師”的界定，《禮記·學記》中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溫故”似乎還不夠，為師必須“知新”，那麼“溫故知新”對“師”是充分的嗎？或是“師”的必要條件？對于蘇格拉底來說，“師”就是助産士，催生你已有的知識，并不涉及“新”；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師”道。在曆史語境中，“溫故而知新”為什麼放在“為政篇”而不是“學而篇”？它與後一條“君子不器”是否有某種連貫？等等，等等；所有的可能性都邏輯地蘊含在經典的表述中，不同的理解組合卻能岔出許多路徑，導緻迥異的解讀。

延續着光的燈心

經典不是個人的作品，在曆史的解讀中積澱了衆人的智慧，由此經典便涵攝了深厚的生活底蘊。解讀經典，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經驗投射進去，從而與經典形成一種跨時代對話，在提煉自己解讀時也會把那個曾經的世界從經典中活潑潑地釋放出來，讓我們在有限時空中容納更多世界。如果是幾位朋友一起來念，那就更加意味深長。

那麼，今天我們還能把《論語》的主角孔子稱為“聖人”嗎？李零老師給出斷然否定，孔子是人，不是聖。當年的孔子恓惶無奈，像喪家犬，更是堂吉诃德。孔子也笑歎“喪家犬”，這個評價似成的論。可是，我們還應該認孔子是“聖人”，這一稱謂并不拘泥于道德評價。孔子稱“周公”為聖人，因為周公制禮作樂，為天下謀秩序；以孔子看周公的眼光來看待孔子，那麼他的學說亦深刻地形塑了中國文化傳統。稱孔子為“聖人”，一如稱頌柏拉圖之于西方文化傳統的偉大，他們都是軸心文明的締造者。“聖人”之為“聖人”，不能隻着眼于個人，而需感念其創造曆史的貢獻。索羅亞斯德在古波斯很了不起，但他所造就的古波斯文明并沒有傳承下來，自己也淹沒在曆史塵埃中；歐洲許多國家的曆史博物館從10、11世紀開始陳列，接受基督教後才有記錄的文明。在這個意義上，就能理解為什麼“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在茫茫曆史長河中，經典就是延續着光的燈心。

（作者為複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國際哲學團體聯合會指導委員會委員）

來源：文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