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吹響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在新時代再出發的号角。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繼承性和民族性的特點，這一論斷明确了傳統文化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的責任和角色。近日，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時強調：“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曆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回答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當前，文化軟實力已成為大國争雄、角力的焦點，必須将優秀傳統文化當成重要的國家資源來對待。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當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所面臨的重大課題。這一課題的挑戰性在于：傳統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張、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應用于現代國家的治理？在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着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内容”，這句話給我們以極大啟發：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須對其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和冶煉。以儒學為例，儒家學說中所蘊藏的豐富的社會發展理論，經過社會科學化的升華和處理，使其精華進入現代知識體系和現代思想體系中，能夠為治國理政提供更多借鑒與參考。

今天，“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代早已過去，治國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體措施，必須依賴現代社會科學，而不是簡單地依賴傳統人文理念。必須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樣态，将傳統文化重新理論化、重新概念化、重新體系化，而要實現這一目标，需要我們依托現代社會科學的實證手段和分析技術，賦予它們全新的現代學術品格。如此，則可實現一箭三雕：既能讓傳統文化煥發出勃勃生機，又有利于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更能為與世界學術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很有意義的探索，如有學者采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實驗結果，論證了孟子“性善說”的有效性；有學者以政治學為工具，将中國古代的“選賢任能”凝練成“賢能政治”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這些嘗試都為儒學的社會科學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範例。

當然，這些工作還遠遠不夠，不能滿足建立中國話語體系的需要，還需要對更多的傳統文化要義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比如，儒家的“禮”，能否經過現代政治學的審視并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對今天的法學能提供什麼樣的參考？儒家的“義”與“利”，對今天的經濟學是否仍然具有啟示？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課題。

衆所周知，歐洲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曾一再返回它的古希臘源頭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紀的所謂文藝複興，更是為歐洲帶來了科學與藝術，結束了歐洲的中古時期，但返回古希臘的文明源頭，并非将古希臘文明原樣複活，而是返回源頭汲取活力，進行創造性轉化，這就是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創立之路。今天的西方，沒有人會繼續抱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去治國。我們今天同樣可以在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的過程中，返回源頭，汲取傳統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促進中國文化在更高階段上的發展。

隻有對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的冶煉，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實現文明互鑒的目标。這是因為，社會科學作為一種現代知識形态，是當今世界通用的“學術語言”，作為近代才發展起來的科學性的理論工具，社會科學鑄塑了為知識共同體普遍接受的認知模式和思想方法。通過社會科學化的轉化，使“地方性知識”轉化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夠為多元文化的溝通搭建橋梁。

對傳統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冶煉絕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轉換，這一過程内含着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再挖掘、再創造、再凝練、再诠釋，它既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辨析和萃取傳統文化中符合人類共同價值、共同願景的積極因素，也能幫助我們更加審慎地檢視傳統文化中難免存在的一些不适應當代人類發展共同準則的東西。“雙創”當中包含着“揚棄”，我們有這份自信。

（頭像為郭紅松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