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堯向來稱為“陶唐氏”，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陶”字？整個平陽地區無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數認為堯先居住于陶，後封于唐，故曰陶唐。那麼，這個陶在什麼地方呢？

關于堯的出生地、發祥地、興旺地、死後的葬地，古籍所載涉及的地方計有今山東、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數處。怎樣來确定某處的傳說更具有可靠性呢？我以為從古人“鳥飛反故鄉，狐死必首丘”的習慣看(這種習慣是從農業民族對舊土的留戀而來)，堯之葬地與其生地必不相離。《竹書紀年》卷上言：“(堯)八十九年作遊宮於陶，九十年帝遊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足見堯對陶這個地方深厚的情感，皇甫谧曰“帝崩曰陟”，就是說堯最後是死在陶這個地方。這就啟發我們，在讨論具體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有這樣的邏輯認識：關于堯生于丹陵居于陶、興于唐、死後葬于谷(穀)林，這些說法，必須作統一的綜合考察，不能單一地拿某地的一種傳說作為堯或丹朱的“封地”。比如，堯的誕生地與其發祥地相去必不甚遠，他的發祥地與其興旺地亦應有一定的聯系—我們應該考慮到古代一個部族遷移的艱難性，尤其是農業部落的轉移，多年墾殖的土地絕不會輕易地放棄這就是中國古人“安土重遷”的根本原因，何況在遠古農業初興之時。而考察堯的封地，也應該把關鍵的地名聯系起來丹、丹陵(或丹嶺)、丹水(或丹淵)，這些條件缺一不可。堯讓丹朱“出就丹”，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發祥地。生地、葬地、元子(或長子)之封地，這三者統一起來，才能确認某地是堯的發樣地和葬地。在山東、河南、河北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把三者統一起來，隻有山西的長子縣才是具備這三點一緻的地方。

首先，長子處于丹陵這個堯的誕生地的範圍之内。

其次，這裡有陶水。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百三載：“陶水，源出長治縣南六十裡雄山，西北流至長子縣界，人漳水，一謂之堯水。”《水經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經其城北，東注於漳水。”《魏書·地形志》：“長子縣羊頭山下穀關，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頭山水，北流入濁漳。”

《大清一統志》所引《水經注》和《魏書地形志》的兩條材料所傳達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是長子有水名陶水，清代雍正年間所修《山西通志》卷十九于“陶水“下注雲：“當即堯水。”《魏書》的作者魏收與《水經注》的作者郦道元屬同時代人，且《水經注》說得十分詳細，則“陶鄉”肯定在長子城南。但河流的走向古今往往有比較大的變化，有些小的河流甚至完全幹涸。所以，以河流而論，北魏時的地形與今之地形相去甚遠，即清代雍正年間所修《山西通志》也與今之地形有較大的差異。如《通志》卷十九《山川三》所叙述的陶清河的流經情況，與現在的情形就極為不同：“淘清河自壺關南界入縣境，經高河誧，由西南二十裡楊暴村流至西北暴河頭入漳水。”楊暴村今屬長治市，而陶清河入濁漳河則今在長子東南李末村附近，楊暴村遠在南李末村北至少三公裡。用這個比率看，《水經注》之所謂陶，《魏書·地形志》之所謂陶鄉，就應該是今長子縣東末村鄉之陶唐村，大約在今長子城東北三公裡處。這種情形也并不奇怪，随着自然地貌的改變，還有長子、長治兩縣縣治的變遷，這些說法已經很難用現在的長子縣縣城的具體位置來描述古代村鎮的位置了。

發源于潛山(今之堯廟山)的堯水和這條陶水，已經在現在的長子縣地圖上找不到了，但舊迹猶存。1998年新修的縣志上，還能找到堯水及其發源的潛山(堯廟山)的記載，而陶水則渺無蹤迹。今修縣志也無隻字提及。當然，《山西通志》作者說陶水當即堯水，與發源于長治雄山的陶水無關—那條河大約也已經幹涸。而這個陶唐村在新修的縣志上解釋村名的來曆時說：“相傳古時此地生産陶器，湯王曾在此巡遊避暑數日，故名陶湯，後改為陶唐。”這個傳說有極重的後代闡釋意味，且陶和湯是不能聯系在一起的。堯在前，湯在後，古人說“新鬼大，故鬼小”，傳說不斷地添加新的朝代和新的“聖王”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傳說中所謂“生産陶器”是真，這個生産陶器的始祖就是炎帝神農氏。以長子、高平、長治三縣交界處的羊頭山為中心的關于炎帝神農氏的傳說，說明這一帶是中華農業文明的發祥地，也應該是陶器最初的發明地。那麼，堯這位“神農氏之後”，當然要繼承炎帝的事業——繼續發展農業和陶器業，并且也因此興旺起來，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陶水發源于潛山，這個潛山上有堯廟。這個堯廟始建于何時，已不可考。但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不但古老，而且是天下數不勝數的堯廟中最重要的堯廟——《魏書·地形志》曰：“樂陽有堯廟令，長子有樂陽城。”這個樂陽，可能即今長子縣西十多公裡的嶽陽村。但嶽陽并無堯廟，應為《魏書》作者誤記。《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又載：“帝堯廟在西南十五裡潛山上，金季毀于兵。元至元暨至正間增葺，明成化四年、萬曆六年暨國朝康熙七年，胥重葺。歲四月二十八日，有司緻祭。”就是說，天下所有的堯廟都沒有像長子潛山上的堯廟那樣，國家(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專門設立“堯廟令”，以管理堯廟。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這個堯廟為什麼這般重要呢？而且重要到超過了平陽(今臨汾市)的堯廟？如果沒有特殊的意義，這是不可想象的。所謂特殊的意義，就是這裡不但屬于堯的出生地丹陵地區，也是堯的發祥地，并且是他生命最終的歸宿—堯的葬地。

新修縣志說“潛山”是“俗稱”，恰恰相反，堯廟山”才是俗稱，而“潛山”應該是當初的正名。為什麼叫潛山？《山海經·北次二經》雲：“西望大澤，後稷所潛也。”什麼叫“潛”？郭璞注臼：“後稷生而靈知，及其終，化形遁此澤而為之神，亦猶傅說騎箕尾也。”“終”、“化形”、“為神”、“騎箕尾”，都是古代對死亡的委婉說法。所以“潛”就是藏，也就是葬，潛山上之所以有堯廟，就是指示着堯的葬身之處，也昭示着堯已“化形”而為神。《路史》卷三十六雲：“成陽有堯冢、靈台，而此碑(《靈台碑》)雲‘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台。’”這種解釋太神秘了。上古之時人死而堙葬，理由極簡單，就是不想讓人看見屍體而已，以巫術的解釋也不過是讓靈魂歸于地下。但“不欲人知之”，卻使後人無法知道堯的确切葬地了—也許當初具有神秘的意義，長子人雖知之而不敢言之也。遂至長子的這個本來應該著名的小村子也就被後人逐漸遺忘。然而這裡的神秘和那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仍然留在人們非同尋常對待它的态度中，留在那非同尋的祭祀之禮中。

然而，為什麼“不欲人知”呢？這讓我們想起明人陳耀文撰《天中記》卷十三幾句話：“故堯城在濮洲鄄城縣東北十五裡。《竹書》雲‘昔堯末德衰，為舜所囚也’。”

明人王世貞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也說到這個問題：“太白詩有雲：‘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雲：‘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裡許，俗雲囚堯城。’……《竹書》雲：‘昔堯末德衰，為舜所囚也。’……又《述異記》朝歌有獄台，相傳為禹囚舜之宮。《韓非子》雲：‘舜逼堯，禹逼舜。’蓋自昔有此種議論矣。”

兩人所記也是傳說，按曆史發展邏輯講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時也給後代以武力方式更替朝代找到更為原始也更為權威的理由。“德衰”——他老了，精力和能力都自然衰退，但還是坐在領導的位置上，代替者很可能采取強硬的手段把他拉下來，要使衆多的部落小首領服從新一任首領，也可以編造出他的前任是把帝位禅讓給他的。為了不讓這個老首長亂說亂動，隻能把他囚禁起來，或者幹脆讓他“永遠消失”。這種事情當然“欲人莫知”了。就是真的禅讓了，老首領既然是禅讓，就要考慮到對新首領的影響，也該自覺地消除影響，自動地潛藏”起來。到什麼地方去呢？當然到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發祥地。從這個角度講，長子的潛山為堯晚年的潛藏之地，也還是成立的。所以，“不欲人知”，并不是堯本人或堯的後代“不欲人知”，而是後來的掌權者“不欲人知”——盡快地消除前任首領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以便盡快樹立新領導的威信。

當然，其結果就是關于帝堯的陵墓在什麼地方，就給後代留下了諸多猜測和想象的餘地。所以，古籍所載帝堯的葬地也很多，光山東就有三處。各地的說法也都有其理由，也都有不能完全肯定的遺憾。如《山東通志》卷三十五載明·王道《濮州帝堯陵祠碑》文雲：“帝堯陵見于山東郡邑者凡三，而史牒事證的然可據者，惟濮之竹林寺為最著。蓋《史記》注既以為堯葬濟陰成陽矣，呂不韋又雲堯葬谷(穀)林，皇甫谧謂谷(穀)林即成陽也。《漢·地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塚，雷澤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陽雷澤縣即漢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雲：堯塚在雷澤東南。其說皆與《史記》合，則堯陵當在濮境無疑。”可是這說法并非司馬遷《史記》正文所言，而是裴骃《集解》引諸書所言，而諸書所言各異。如劉向言“堯葬濟陰”，《呂氏春秋》言“堯葬谷(穀)林”，并沒說谷(穀)林在什麼地方。皇甫谧說“谷(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也沒說城陽在什麼地方。仔細體會皇甫谧的意思，他所說的城陽應該在平陽一帶。而杜佑則認為是濮陽雷澤縣。那麼，王道憑什麼理由就認定“竹林寺本穀林遺址，其為堯陵也益無疑”呢？

事有湊巧，就在長子縣潛山西不遠處有一村子名為“城陽”或為“成陽”。今不知其村名之來曆。焉知堯所葬之成陽或城陽非長子之城陽村也？前引《今本竹書紀年》所載帝堯對陶這個地方的眷戀，已說明長子絕不是一般的地方，定是他的起家之處。王國維《疏證》又引《史記·貨殖傳》：“昔堯作遊(于)成陽。”如淳注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既然是“作于”成陽，那就不可能是山東濟陰之成陽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不曾說帝堯從山東興起，而且這裡也沒有與丹有關的任何地名。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的這個記載把陶和成陽自然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這兩個地名也可以說本來是一個地方，就是長子的潛山左右，一在潛山之西(城陽)，在潛山之東(陶鄉)，相距不過數裡而已。

這座在長子縣南，值得我們特别關注的潛山(堯廟山)，其北有村曰“西堯”，其東有村日“堯神溝”。既有西堯，當有東堯或堯村，而今從《長子縣志》新繪制的地圖上看不見堯村的蹤迹。堯、陶古音同，所以陶水也叫堯水，平陶改為平遙。那麼，我們還可以作這樣的推測：《魏書·地形志》所載陶水即堯水所經之陶鄉即堯鄉，應該就在西堯之東，其村人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全部遷移到了今長子東面的陶唐村，而原地遂消失，隻有西堯仍存。

我們再往上聯系炎帝神農氏嘗百谷(穀)、始造陶器兩件關鍵的曆史記載，作一下綜合思考：沁源縣古稱谷(穀)遠縣，長治有百谷(穀)山，這一帶到處都有與炎帝神農氏嘗百谷(穀)的傳說。高平縣與長子縣交界處的羊頭山恰是神農氏的發祥之地已經為古今學術界确認，而百谷(穀)之成為食物，是離不開器皿的所以，農業生産與制造陶器就必然是相伴相随的。既然農業生産的發祥地在晉東南，那麼，晉東南的高平、長子、長治這一帶，起碼是最初生産陶器的地方之一，則陶鄉(堯鄉)作為地名也就絕非偶然。帝堯的先進技術也應該在于制造陶器和農業生産，這就應該是堯能夠興旺發達并吸引衆多部落歸附的理由。

還有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沿潛山即磨盤山西麓，有一條河名曰蘇裡河，有村莊名曰蘇村。今新修縣志不知村名所由來。按《路史》卷七雲：“赫蘇氏是為赫胥。九洛泰定，爰脫曬(按：原誤為灑)于潛山。”這位赫蘇氏把辭掉帝位看得像脫掉(扔掉)雙破鞋一般，這傳說也加入了後代隐士一類人的高潔出世之想象，顯然是後代對禅讓制的一種闡釋。其中說到的潛山，就是長子縣南的潛山。原注：“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号之也。又以為即炎帝，妄矣。”這個“又以為”，作者以為其“妄”，我倒以為并不“妄”。因為把潛山與炎帝直接聯系起來的地方就是長子的潛山——這裡離炎帝之發祥地羊頭山近在咫尺。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蘇村、蘇裡河的由來了——原本這是赫蘇氏“脫镅”的地方。這位脫于潛山”的部族首領(帝王)，作出了“九洛泰(大)定”的偉大成績，那也是因為發明了人類賴以穩定生活的農業生産，而具備這樣功德的人，遍數中國上古帝王，非炎帝莫屬。先進的生産經驗是需要代代繼承和積累的，說堯是炎帝的後代，從繼承炎帝的生産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講，完全正确。

接着的問題就是所謂“堯葬于谷(穀)林”。谷林在什麼地方？《路史》卷三十六廣征博引，以為是山東濟陰之成陽。但所引先秦著作已有巨大分歧，《墨子》、《呂氏春秋》、《山海經》所言各不同。堯是繼承了炎帝以農業為主的生産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領袖，這才是晉東南地區長久地流傳着神農氏故事的原因。前文說過，這裡以谷(穀)命名的地方也特别多。羊頭山的南坡為高平縣，其北坡為長子縣，《山西通志》卷十九引《魏書·地形志》：“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山下有穀泉。”引章懷注：“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這個穀遠縣即今長子縣西北的沁源縣，這是晉東南的另一座羊頭山。又引《金志》：“(長子縣)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也就是在這座羊頭山的北坡有神農氏得嘉古(穀)處的谷(穀)關。長治縣有百穀山，在縣東北十三裡，昔神農嘗百穀于此；有百穀泉，在百穀山神農廟前(《山西通志》卷十九)，山下有百穀寺(《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澤州府(今晉城市)高平縣有穀速山，在縣東北二十裡(《山西通志》卷二十三)，又長子縣今有谷村鄉，疑當作“穀村”……·那麼，所謂“谷(穀)林”，就不是一個具體的地點，而是一個衆多的以谷(穀)命名的地區(林，衆多之義)。這個地區除了以晉東南羊頭山為中心的長子高平、長治、陵川一帶以外，别無他求。

由此我們可以解釋堯為什麼稱為陶唐氏，也能繪出堯的發展路線：堯開始居住在長子的陶鄉，并以制陶和農業生産而聞名遐迩，遠近部落紛紛歸附。然後沿着漳水向西，越過發鸠之山，到了翼城，改号曰唐，再發展壯大，占據了整個平陽地區。然後沿着汾河北上，占據了太原地區。同時向南占據了整個“河”地區。遂成為空前的一代衆多部落的偉大領袖。

說到這裡，還要引一段《山西通志》卷十九記載的又一傳說：“(長子縣)慶雲山，在縣東南五十裡，遞高一裡半，南至高平界一裡，連紫雲山。相傳堯時五色慶雲見此。”可以推想，當初堯在長子陶鄉之時，真是一派風調雨順農業興旺的景象。

至此，我們可以回到本題：長子既然與堯有這麼重要的關系，則帝堯把他的大兒子封在長子這個地方，也就完全是情理中事。

萬物簡史作者 李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