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博之美物】

絲綢之路文明：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故事

四壩文化

四羊首青銅權杖頭

齊家文化 瓦紋綠玉琮

西周 銅鼎

西周 銅簋

鼎形銅燈

鸱（鸷）鳥紋金飾片

西漢 《儀禮》簡

漢代 銅奔馬

《驿使圖》畫像磚

唐三彩

唐代 胡騰舞傭

元代 玻璃蓮花托盞

甘肅省博物館 王雪麟

【編者按】

在全國大中小博物館閉館之時，各地博物館“雲展覽”湧入眼簾，我省各地博物館也開啟了線上模式的“雲逛博物館”，利用官方微信、微博、網站平台帶領觀衆在網絡雲端感受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和文物的魅力。

3月18日，甘肅省博物館線上直播課開講了，三位講解員以館内三大基本陳列展為背景，講述文物背後的曆史，其生動清晰的講解、充實有趣的内容大獲觀衆好評。

權杖頭、鼎形銅燈、銅奔馬、《驿使圖》畫像磚、唐三彩、玻璃蓮花托盞等在内的一批精品文物紛紛上線……本期邀請省博講解員帶大家回顧《絲綢之路文明：路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故事》中的精彩内容。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物館是我們了解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好去處。甘肅地理區位特殊，是古代中國通向西方的門戶，也是東西方交往的主幹道和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廳為我們展示了從新石器時代至清代的諸多精品文物。

權杖頭

這一特殊器具在我國發現數量不多，僅在甘肅、陝西、新疆等地有出土，我館展出的幾件權杖頭質地不同，有距今5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杖頭、有出土于玉門火燒溝青銅時代四壩文化的石杖頭和四羊首青銅權杖頭。從考古資料表明，在古代權杖頭是身份、地位、權威的象征，可能是部落酋長、氏族首領及有威望的人所持有。一件玉門火燒溝墓葬出土的四壩文化石杖頭，木柄已朽，考古發掘出土時擺在墓主人右手中位置，同墓随葬品非常豐富，表明墓主人享有特殊身份。

考古資料表明，在遠古時期，在西亞、中亞墓葬中皆有權威人士執權杖的習俗，這類文物的出土也應是與中亞、西亞文化接觸和交流的結果。

玉琮

玉是一種溫潤光澤的美麗的礦石，古之玉器，據說是溝通天地、祭祀神鬼的社稷重器，并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在我省定西市、武威市、靜甯縣、廣河縣等地出土的許多齊家文化玉璧、玉琮可謂是這一時期玉器中的精品。

甘肅的東部，泾、渭河流域，曾是周、秦文化的發源地，他們的先祖在泾水上遊和西漢水上遊興邦立業，開疆拓土，然後向中原不斷推進。秦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秦代之前中原與西方的交流既已經存在。甘肅出土的周秦時期的青銅重器，成為這時多元文化交流的見證。

青銅器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造型優美、紋飾絢麗，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鼎和簋

周朝，由于禮制制度，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飲的青銅器物被賦予特殊而神秘的意義，成為體現禮制的代表，這就是青銅禮器，也是我們所說的“藏禮于器”。

譬如：鼎原來是作為炊器，後來成為禮器中最重要的器種之一，而且是國家王權的象征。史書曾有“定鼎、問鼎”的記載，所以誰若奪到了這種禮器，就意味着守到了王權，若失卻了鼎，就意味着喪失了王權。

在商周時期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是按照當時的禮儀制度，鼎與簋相配組合。一般鼎為奇數，簋呈偶數，即：“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大夫三鼎二簋”。這也說明周禮等級分明、尊卑有别。

鼎形銅燈

這件戰國時期的鼎形銅燈，其燈盞為反扣的器蓋，分為“入賬”和“出行”兩個使用方法。從器腹兩側伸起的兩個活動支架将銅蓋托起，蓋内可燃油點燈。這件銅燈，出行時攜帶方便，放下支架，合閉于器腹上，器蓋上的一對寬嘴鴨首扣住活動支架，在鼎内裝滿燃油時，由于器物制作得嚴絲合縫，油不易漏出，鼎形銅燈應是一件實用和美觀相結合的匠心獨具的精品。

借助科技的力量，在250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盞銅燈開合自如地完成“鼎”到“燈”的轉換。

鸱（鸷）鳥紋金飾片

甘肅是秦文化的發祥地，20世紀90年代在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由于盜掘古墓之風猖獗，為了保護古墓葬，搶救性發掘了被曆史塵積掩埋了2700多年的秦公大墓，當時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金飾片和其他文物。遺憾的是，仍有大量的珍貴文物流失到了海外。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這組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歸故裡。這件鸷鳥形黃金飾片，制作工藝精到，紋飾圖案精美，形态各異，造型生動。鸷鳥通身飾變形竊曲紋，形象異常富麗。

據考古專家介紹，出土文物中的金飾品用途可能有二：一是棺飾，二是盔甲。金飾片有鳥的形狀，因此也叫“鸷鳥紋金飾片”，說明這是秦人對始祖鳥圖騰的崇拜意識。随葬品的高規格，也說明了秦公大墓的地位和重要性。此外，這些金飾片說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時，秦人就已與中亞、西亞國家進行了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

漢武帝時期，兩次派張骞作為漢朝使者，率領随從出使西域，與烏孫、大月氏、康居等三十六國建立關系。從此，東西方交流日益頻繁。西漢以後，每年派出西訪使者，西域國家也派使者回訪漢朝。西域商人也不失時機地做起了跨國生意。當時，羅馬帝國喜歡絲綢，因為中國的絲綢制作的衣服色彩豔麗，耀人眼目，美不可言。古羅馬等國的王公貴族都以能穿上用中國絲綢制作的衣服為榮耀。這樣一來，做絲綢生意的商人越來越多，生意也越來越紅火。後來，有學者把漢朝通往西域各國的商路稱為“絲綢之路”。

由于匈奴反對漢朝與西域各國的友好交往和通商貿易，他們常在商路上設立障礙。為了保證商人的安全，保持與西域各國的友好往來持續下去，漢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設置四郡（今武威、酒泉、張掖、敦煌），派兵駐守，保護商隊往來。并且還在各郡設置了專供商人、使者休息、補充給養的專門場所。另外，漢武帝還設置了玉門關和陽關兩個關隘，設兵駐守，玉門關和陽關之間有長城聯結，北行出玉門關，南行出陽關，兩關分抵天山南北路的咽喉，成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下面進入漢代展廳，這裡展示了當時大量的文物遺存。

漢簡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文獻文字是書寫在絹帛和簡牍上的，絹帛因為比較貴重，而且不宜零散割裂，因此普遍大量使用的漢字載體是竹木簡牍。由于甘肅特殊地理位置和相對幹燥的氣候環境，上個世紀初，大量的漢代簡牍文書被發現，成為研究漢代最可靠、最重要的曆史文獻資料。

這其中武威市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儀禮》簡尤為珍貴，這件《儀禮》簡牍共分三種寫本，四百六十九枚簡。内容除了一些漢代的醫學藥方和理論，在版本校勘及漢代書法上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簡書寫工整，是漢代墨書隸書的上品。

銅奔馬

馬在漢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産工具，也是當時軍隊作戰的有生機動力量。1969年10月，武威市雷台的一座東漢晚期的漢墓中，出土了231件随葬品，其中青銅器就有170件。墓中還随葬有很多銅質生活用品，如銅壺、銅耳杯、銅叉、銅釜甑等。此墓随葬品中最珍貴的當屬銅奔馬和銅車馬出行儀仗俑。

銅奔馬造型矯健精美，作昂首嘶鳴狀。奔馬三足騰空，一足超掠飛鳥的刹那間，飛鳥回首驚顧，更增強馬疾速向前的動勢。銅奔馬全身的着力點集中在一足之上的飛鳥背上，它的重心按照力學平衡原理設計，體現了古代工匠對速度的表現和力學平衡原理的精确掌握。在“甘肅絲綢之路文明”展廳中，不僅有絕世無雙的銅奔馬，還有銅車馬出行儀仗俑和很多的木馬，各有特色，精彩紛呈。

魏晉墓壁畫磚

上世紀後半葉，河西走廊嘉峪關市東北方新城附近不斷有魏晉墓葬群發現。在博物館中看到的這個墓葬是嘉峪關發現的第五号墓，當時為了更好的保護研究，甘肅省博物館将這座墓整體搬遷到了館裡複原。雖然墓葬中的随葬品在過去被盜掘一空，但墓室中卻完整地保留下來了墓中的壁畫，這些壁畫磚成為現在我們認識研究當時曆史文化生活的不可多得珍貴文物遺存。

墓内皆為青磚砌成，許多墓畫直接繪于磚面上，絕大多數畫面都以磚為單位，每塊磚表現一幅完整的景象，也有根據内容的需要，将若幹幅相關聯的畫面安排在同壁相鄰的幾塊磚面上，且連續展開。彩繪方法較為簡練，往往在施繪之前，先在磚面上塗一層白色作底，四周以土紅色勾邊，然後在紅色長方形框内作畫。磚壁畫所表現的内容主要有出行、宴飲、奏樂、廚炊、放牧、狩獵、農耕、采桑等，内容反映了當時河西地區的日常生活、農牧業、生産活動等。

在衆多畫像磚中，還有一塊引世人矚目——《驿使圖》畫像磚。磚上繪有一信使，頭戴黑帽，左手持啓傳文書，躍馬疾馳。這件“驿使圖”壁畫磚生動再現了當時西北邊疆驿使馳送文書的情景，客觀真實地記錄了距今1600多年前這一地區的郵驿情形，被認為是我國已發現的最早的古代郵驿形象資料。這一形象于1982年在全國集郵聯合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評為郵票圖案，受到許多人的喜歡。自此，《驿使圖》便悄然成為中國郵政“形象大使”。

我國曆史上的唐王朝，不僅幅員遼闊，而且以寬廣博大的胸襟，吸收和容納了不同國家、民族、宗教、文化之精髓，呈現了中國曆史上國力強盛、藝術繁榮、異彩紛呈的大唐盛世。甘肅有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和商貿中轉站的作用尤為突出，在這裡更是出土了許多具有西方特色的珍寶。

唐三彩

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它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豔麗和富有生活氣息而著稱，因為常用三種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特點，所以被後人稱為“唐三彩”。多用于殉葬。

唐三彩的造型豐富多樣，一般可以分為動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類，而其中尤以動物居多。這可能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在古代，馬是人們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戰場上需要馬，農耕需要馬，交通運輸也需要馬，所以唐三彩出土的馬比較多。其次就是駱駝多，這與當時交通貿易有關，駱駝是古代長途跋涉的運輸工具之一，且絲綢之路上的駱駝更是交通運輸的主要工具。因而，匠人們把這兩類動物一一反映在工藝品上。

五重舍利寶函

1964年，在甘肅泾川縣的一座唐代大雲寺地宮一角，出土了一套五重舍利寶函，共5件，由石函、銅匣、銀椁、金棺和琉璃舍利瓶組成，大小相隔套裝在一起。最外層為石函，由質地堅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頂上正中方格内寫“大周泾川大雲寺舍利之函總一十四粒”。第二層為銅匣，通體鎏忍冬紋，蓋頂嵌一銀質蓮花。第三層為銀椁，覆瓦蓋式，通體忍冬。第四層為金棺，棺蓋及棺身用金片、珍珠、綠松石鑲嵌成大蓮花，周圍又飾以金片組成的小蓮花。金棺内有一檀香木小隔闆，一琉璃瓶裝舍利十四粒，形如米粒，質似珍珠，中間有人工穿的小孔，瓶上蓋古銅色絲質小帕。

這個金銀棺的重要意義是，證明了舍利瘗藏制度在這個時期發生重大的變化,舍利瘗藏從傳統的印度式嬰壇瘗埋向中國式的棺椁瘗埋進行了轉變。

銅胡騰舞俑

隋唐時期，以絲綢之路為載體的商貿和文化交流處于繁榮期，許多來自西域各國的胡商定居中國，他們帶來的奇物異俗、樂舞藝術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的生活，同時對一體多元的中國文化和多族共榮的社會結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因此産生了許多以胡人形象為原型的藝術作品。

“胡騰舞”最早源于中亞“昭武九姓”中的石國(今烏茲别克國塔什幹一帶)，後經絲綢之路傳入長安，被引入宮廷。胡騰舞一般大多為男子獨舞，因該舞蹈以騰、踏、跳、躍見長，故名“胡騰舞”。這件胡騰舞俑為銅鑄圓雕，通高13.5厘米，銅底座高3.5厘米。銅人深目高鼻，頭戴尖帽，身穿窄袖胡衫，腳登錦靴，腰束長帶，身背酒葫蘆，作騰跳舞狀，一臂向前高揚，一臂向下屈垂，左腿屈揚，右腿直立在一座呈六瓣蓮花座的中央，生動地塑造了優美動人的胡騰舞姿。這是我國目前唯一一件銅制的胡騰舞雕像。

玻璃蓮花托盞

當“滄桑不改剔透形，蓮花托盞舞風華”的溢美之詞，被賦予館藏的這件玻璃蓮花托盞時，吸引了不少觀衆的目光。這套文物出土于定西市漳縣汪世顯家族墓，汪世顯本族蒙古族，家族地位顯赫，在他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精美文物。但品位最高、最引人注目的，首推這件玻璃蓮花托盞。玻璃托盞為普藍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氣泡。盞為七瓣蓮花形，餅形足；托口為平口，邊沿呈八瓣蓮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盞造型優美，色彩豔麗，工藝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盞。

這件蓮花托盞鮮豔的顔色并不是中國所有，根據專家研究發現，這種藍色常在波斯出現，由于汪世顯地位顯赫，擁有稀有的色料不足為奇。這件玻璃托盞利用西方的原料和技術，制作成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蓮花造型玻璃盞，是體現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物證。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有大量凝聚古絲綢之路文明精華的曆史文物，這裡的文物會“說話”，每一道紋飾、每一種工藝，都是當時社會文化的象征之一，都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實證。通過這些文物，不僅能讀出當時當地，人們有着怎樣的習俗，對美有着怎樣的看法，還能發現東西方文明通過絲綢之路交融互鑒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