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今天（12月18日），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誕生。一千年來，圍繞王安石變法的争議一直沒有停過。當宋神宗在世時，變法事業就在變法與反對變法中不得消停，之後的宋哲宗宋徽宗時期，朝臣因變法與反對變法而明确地分成了兩派。北宋就在這種反複之中亡了國。

繼立的南宋君臣反思之後，一緻認為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實際我們今天明白，南宋君臣因為不能（不敢）批評宋徽宗，于是隻好把王安石拉來做替罪羊。

王安石變法到底為什麼會失敗？

拿商鞅變法來與王安石變法做個對比，情況就相對明晰了。

王安石高度推崇商鞅，并且自比于商鞅。在變法前夕的1069年（熙甯二年），王安石寫下了這首詩《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在詩中對商鞅作了高度評價，一方面肯定了商鞅的曆史功績，另一方面表明了他推行變法的決心。

兩位改革家的老闆也有很多相似點。秦孝公21歲繼位，宋神宗20歲繼位；秦孝公想着秦國的屈辱，尤其是魏國和楚國沒少欺負秦國，所以心裡憋着氣；宋神宗同樣想着遼國和西夏欺負宋朝，心裡也憋着氣。

商鞅面對的秦國，是被東方各國認為是半蠻夷的國度，社會規則簡單，民智基本未啟，貴族和平民都靠一些傳統習慣生活。

商鞅推行變法，民衆都說不便。當商鞅處罰了犯法的太子師（代替太子受過）之後，秦民都服從新法。新法推行了十年，百姓适應了新法，反而喜歡上了新法，紛紛誇新法好。商鞅對于推行新法一事，曆來堅持的是不許議論，說壞也不行，說好也不行。商鞅認為誇贊新法的人是“此皆亂化之民”，将他們幾百人流放到邊疆去了。從此以後，百姓不敢議論法令。

強力有效的輿論控制，統一了秦人思想，變法中的什伍制、軍功爵位制、廢除世卿世祿制等制度因此順利推行下去，秦國變得國富民強，百姓好戰（戰才能取得軍功爵位改變命運），從此成為戰國列強中的超級大國。

王安石思鄉圖

王安石雖然推出了一整套涉及财政、軍事和科舉制度的改革計劃，但王安石卻沒有從國君那裡拿到雷厲風行的賞罰措施。宋神宗雖然大力支持，但宋朝不殺文人的傳統無法輕易改變，王安石頂多能把反對新法的人貶出京城。

在壓制輿論方面，王安石也盡了最大能力，他一方面在京城設置巡邏士兵，專門抓捕議論時政的人，另外一方面時時鼓舞宋神宗學習秦孝公的榜樣，關鍵時候千萬不能慫。

但是，王安石根本無法達到“朝野無人敢議新法”的局面。因反對新法而被貶出去的京官，到了地方不但敢非議新法，還能在實際執行中反對新法，成了新法推行的一方阻礙。

管理學上說，每一個組織裡都有一頭沉睡的反變革怪獸。當組織不發生變革的時候，這個怪獸靜悄悄地在那睡覺，而一旦組織有什麼變動，這個無形的怪獸就會醒來，并且橫沖直撞；整個組織被這頭怪獸搞得亂七八糟的。

這個時候組織領導者有且隻有兩個選擇：

• 發現這個看不見的怪獸，并且降伏它；
• 停止變革，這個怪獸就會漸漸地又進入休眠狀态。

很多成熟而強大的組織，最終慢慢地死去，原因就是這兩個：要麼是被這頭怪獸給折騰死，要麼就是為了讓這個怪獸休眠，而對企業内部越來越嚴重的病變視而不見。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王安石以及堅定地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沒能降服反變革怪獸。

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在變法的時候沒有拿出一個強制方案，用以抑制反對派，形成對變法事業共同的思想認識。因為變法本身就帶有強制性：要實行新法，不要舊法，就這麼簡單。既然決定要改變現狀，就一定意味着某種強硬，在這個很強硬的變革過程當中難以避免地會傷及到不同人的利益。王安石和宋神宗對非議和反對變法的人太溫和，給自身事業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反對變革的怪獸必須用強力遏制，組織才能去腐生肌，向健康強壯的方向發展。

至此，結論很明顯了，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太理想化，低估了維持現狀的怪獸們的力量。王安石能用的頂多是貶出京城等手段，對于反對派的言論不能強制禁言，隻能辯論。實際上陷入辯論就已經使新法的威信打了折扣。

變法必然要觸動某一群人的利益，這群人為了自身将會形成反對變革的力量。王安石和宋神宗沒有拿出強制方案，沒能有效地遏制反對派的力量，結果人亡政息。

一千年過去了，王安石變法的經曆依然給人諸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