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的童年記憶裡，人們聽到的歌曲很少聚焦愛情。相關的旋律即使偶爾出現，也常常一閃而過。從今天的角度看，後者不過是主流文化的襯托或補白。然而，這種邊緣藝術卻經常最終擊中了時代的神經，引導衆生回歸生活世界。

　　如果知道我出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那麼，你很有可能懷疑我上面的叙述：根據流傳下來的文本，當時的人們應該信仰力量美學而非甜言蜜語。然而，這種推斷并不完全符合事實。或者說，它隻揭示了硬币的一個側面。在崇尚力量的大前提下，柔軟的事物也會備受歡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精神狀況。明白了這點，你才會懂得一個略顯怪異的現象：盡管銀幕上很少出現與愛情相關的鏡頭，但七十年代的觀衆依然倔強地将電影分為戰鬥片和愛情片。自我上小學時起，一種拷問他人的遊戲就非常流行：“你喜歡戰鬥片還是愛情片？”

　　除了兒童外，大多數人都不享有免于追問的豁免權。每當有人違心地把答案定為“戰鬥片”時，周圍就會傳來愉快的哄笑聲——那是一種不乏解構意味的人造聲響，具有複雜乃至暧昧的含義。事實上，沒有人會相信此類标準答案，他們心中自有約定俗成的結論。由于這種民間美學的影響，類似的情況也出現于音樂領域：雖然铿锵的旋律占據絕對的主流地位，但愛情歌曲依舊綿延不絕。從偶爾被哼唱的民間小調到少數電影的插曲，它頑強地延續自己的存在蹤迹。每當人們需要慰藉，那些溫柔的旋律就會回蕩于角落裡或内心深處。

　　記得弗洛伊德說過，欲望顯現自身的一種方式是僞裝和置換：通過某些微妙的操作，甲被想象性地改造為乙，乙則代表甲出場。在愛情歌曲匮乏的年代裡，許多聽衆掌握了這種技藝。即使某些歌曲表現的是革命情誼，聽者也會品出愛情的味道。《冰山上的來客》是當時依然在放映的老電影，它的插曲曾被大多數人當作情歌：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為什麼這樣紅/哎 紅得好像/紅得好像燃燒的火/它象征着純潔的友誼和愛情

　　在“花兒”所具有的多重含義中，最吸引人的是它對愛情的暗示。許多聽衆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個微妙之處，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那略顯憂傷的旋律。在那個既粗糙又敏感的時代裡，流淚是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每當電影院裡播放此類歌曲，觀衆區就會傳來此起彼伏的哭聲。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這種反應可能顯得有些誇張，當時的人們卻覺得它完全合乎情理。

　　由于愛情題材的出現，人們開始進行比較和選擇。根據我的回憶，當時的觀衆偶爾會争論一個問題：《冰山上的來客》到底屬于什麼類型？戰鬥片，還是愛情片？從今天的角度看，這部電影同時表現了戰鬥和愛情，已經具有了複調叙事的意味。在導演如此演繹情節時，界限已經變得模糊：“戰鬥”和“愛情”不再是兩種區别鮮明的題材，而是能夠同時出現于一個作品中。可以說這是藝術家的創作策略，但主導性的因素是大衆心理。經過漫長的博弈之後，人們渴望彼此相愛而非相互争鬥，希望在他人那裡找到存在的根據。跷跷闆開始傾斜，有關溫情的言說逐漸增多。在這種不斷強化的氛圍中，傳唱愛情歌曲升格為一種文化現象。許多人把歌詞抄寫在筆記本上，有選擇地向朋友展示。譬如，下面的歌詞曾經廣為流傳：

　　阿哥阿妹的情意長/好像那流水日夜響/流水也會有時盡/阿哥永遠在我身旁

　　當時，我并不知道這是雷振邦譜曲的《婚誓》，而是把它當成了秘密流傳的民歌（歌詞經常被傳錯乃至篡改）。更為有意思的是，最早教我哼唱它的人是班上的打架大王（這類人在當時被稱為“王子”）。他健壯、剽悍、好鬥，擁有精湛的搏擊技藝和火爆的性格。然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平時令人生畏的他卻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他有些猶疑地拿出了抄着情歌的筆記本，臉上露出了近乎羞澀的表情；看到我并不抵觸，便又扮演起啟蒙教師的角色。當這些溫柔的旋律從他口中飛出時，我發現了愛情歌曲的魔力：可以使堅冰融化、岩石開花、沙漠變成綠洲。（社會科學報社融媒體“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見社會科學報及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