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岫雲

　吳石堅在《戲曲研究漫說》（收入《吳石堅戲曲論文集》）一文中，說到周信芳陪蓋叫天演《史文恭》中的盧俊義，陪楊寶森演《搜孤救孤》中的公孫杵臼，都是不排戲，台上見，不知他何時學的，跟誰學的，“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說的台上。待把全文讀完，則發現在台下，周先生似乎也是有些“神龍見首不見尾”的。

　比如。吳石堅問周：“有人說你是‘現實主義表演藝術家’，你以為如何？”他回答：“我不理解。”這樣的回答，頗令人驚詫，弄得我們倒是有點兒“不理解”了。吳石堅與周信芳所謂“同桌共事，一晃十年”（吳文中語），當是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到60年代，那是什麼時候？“現實主義”的徽号，在文藝界如日中天，誰能榮膺佩戴，不說是走紅時髦，至少是頂着了一把有相當系數的“安全傘”。可我們的周先生呢，不但不感激涕零，反而不領情，來了個“不理解”！他不理解什麼呢？以一貫進步的周先生度之，這不是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嗎？

周信芳之《别窯》

　又如，吳石堅又一次問周：“你是怎樣塑造那麼多人物形象的？”他笑一笑說：“‘塑造人物形象’，聽起來是個新詞，挺唬人的。其實我們唱戲人，早就說得不要再說了，‘扮相扮相，扮上就像’嘛！話劇叫造型，京劇叫扮相。關門閉戶掩柴扉，一個意思三樣說法。洋說法比土說法吓人。我悼念魯迅先生時，他說的那個‘假洋鬼子’們，老是在我面前吓唬我，他們欺人太甚。”

　說到這，周先生還動氣了。在京劇界，像周先生這樣一級的人物，以我們的印象，他是最開放，最能接受新事物的一個；可這裡，卻是對“塑造人物形象”這類“新詞”、“洋說法”大不以為然，反倒還是認同“早就說得不要再說了”的“土說法”——“扮相”，這不也透着一些“神龍見首不見尾”嗎？

　再如，周先生以《打嚴嵩》為例，說：“鄒應龍的形象不是我開創的，但到了我手裡，便成麒派了。戲如其人，戲是我弄的，當然像我，我和别人不一樣，就獨樹一幟了。”他又說，“馬連良用馬派藝術演宋士傑，馬派宋士傑的形象，就歸馬先生塑造了；我用麒派藝術去演宋士傑，麒派宋士傑就歸我了。”他還說，“餘叔岩的戲中人，就是餘派形象；馬連良的戲中人，就是馬派形象。”

周信芳與馬連良

　似乎又不對了。照我們的理解，于流派與角色二者之關系方面，像周先生是格外強調要演人物的：這裡卻又特别申明，“戲是我弄的，當然像我”，似乎更能讓我們“抓”住他的一點“龍尾巴”了。

　我注意到，周先生在這裡，所以能“見尾”，與其對象怕是有關系的，即因于吳石堅——在吳面前，他可以“又激動了”，進而“情緒又來了”，及至“發出怒聲”！然而，一旦“旁邊有人”，瞬間便會“一言不發”，甚而裝作“若無其事”。看來，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是周先生有難言之隐。吳石堅與他“同桌十年”，相知相随，才有此隐衷之坦陳，道性情中語，訴肺腑中言。

　實在說，吳石堅也能刨根問底，出“難題”，也才有了周先生的真知灼見。

　比如，關于梅蘭芳與歐陽予倩，曾有“南歐北梅”之譽，吳曾提出“梅歐兩位相媲并美了。為什麼歐戲不傳，梅戲大傳”如此“尖銳”的問題。周先生則高屋建瓴，概括為，一者（即梅）是“定型定格定品”；“有較為穩定的梅詞、梅調、梅步、梅指、梅形、梅韻”。一者（即歐）是“不定型、不定格、不定品”，“一場一個樣”。前者好學，印象深刻，學者遂衆；後者隻覺眼花缭亂，卻莫衷一是，捉不牢，很難學。并歸納為“無格不成範，無範則無徒，所以歐派戲不傳”。

周信芳、歐陽予倩之《潘金蓮》

　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當今的劇壇，新時期以來，新戲如潮，卻不見有傳，是否因于“無格無範”呢？更想到，有當紅之大導演，聲言“一戲一招”（倒類于歐派的“一場一個樣”），标榜“不重複自己，不模仿别人”；這無異于表明沒打算傳，故其戲不得傳，那我們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不幸的是，這種“不重複”的新論，倒是得傳，成為理論“根據”，豈不可悲！倘是周先生活到今天，再宣傳他的“定型定格定品”論，怕也是要被目為守舊、落後的。

　關于這個話題，周先生還有十分深刻、卻又淺顯的議論，照他的說法，即是“如同一層窗戶紙，一戳就破”。什麼呢？這就是“不是我開始塑造的”——他講的是人物形象——别說是創作的新戲，如《華麗緣》中的人物形象，《再生緣》的作者，早就把他們營造定型了，更遑論傳統戲，如蕭恩，如宋士傑，如鄒應龍，均為前輩創造。他隻是“一學、二演、三琢磨”，最後便“歸我了”。這就是說，周先生在承繼、創新的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是從不自我作古的，而力求有據有本。其實，這是很合算的“買賣”，周先生創新的成功率高，要竅即在于此。有“來龍”，方有“去脈”呀！一味“自我作古”，總有“新招”，誰認您哪？終究是沒有了“招”。

周信芳之《華麗緣》

　這又說到周先生的另一不易之論，所謂“觀衆做主”：“戲是好是壞，戲傳與不傳，不由你個人做主；戲上座不上座，不由你做主？誰做主，觀衆做主。”聯系今天的劇界實際，接着周先生的話，我們這裡不妨延伸一下：戲的好不好，傳不傳，上不上座，既不由專家投不投票做主，也不由您得不得獎決定。

　沿着這個話題再往前推，則又不能不再引周先生之不刊之論：“照成規走，無心插柳柳成蔭；超越成規走，有心栽花花不發。”這話就算說到頭了！“成規”是什麼，照字面講，即已“成”之“規”。按周先生所講，照不照這已“成”之“規”走，其結果是大相徑庭，一則“成蔭”，一則“不發”，而心态如何，“有心”，還是“無心”，又大有幹系。看來，在這個大是（則“成蔭”）大非（則“不發”）的問題上，還是老老實實的為好，照成規走吧，别先自“花”了“心”，以為“人有多大膽”，就一定“地有多大産”，天底下沒有那麼便宜的事。當年京劇興旺的時候，是這樣；如今京劇困難的當口，更是如此。

　從吳石堅的筆下，我們感受到了一個真實的周信芳，一個有性情的周信芳，而不是那種單面的周信芳，概念的周信芳；盡管那些“不見尾”的“神龍”之處，是因吳石堅先生才得見識的。

　這又讓我想到，在特殊的年代，有如此之隐衷，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怕不止是周信芳先生一人吧？是否還能有更多的“吳石堅先生”加以披露呢？

（《藝壇》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