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當今世界上語言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五裡不同音，十裡不同調”“殊俗問津言語異”說的正是我國語言方言的豐富多樣。

打開“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采錄展示平台”，首頁上是一幅中國地圖，一個個紅色、藍色的圓形标記點密密麻麻地交織、遍布于整個中國版圖，它們代表了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曆時5年完成的1712個調查點的語言資源調查采集。紅色代表漢語方言調查點，藍色代表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點，涵蓋123個語種和全部漢語方言，點擊進去，就進入到一個豐富多彩的語言方言世界。

2015年，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下簡稱“語保工程”）啟動。曆經五年建設的一期工程，産出了這項最重要的成果——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語言資源庫和展示平台。

這個覆蓋全中國各地區、各語言的大數據庫，凝結着全國350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4500多名專家學者以及9000餘位語言方言發音人的心血和汗水，一大批瀕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得到科學系統的調查保護。

方言和母語是祖先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聲音，連接着過去、現在與未來。不久前，語保工程二期正式啟動，在新的五年周期，将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對采集的語言資源進行全面深度的開發應用，全面提升我國語言資源保護和利用水平。

鄉音，是刻在我們身體裡的思鄉密碼。這些來自田野調查的珍貴語料将被永久保存、被開發利用。哪怕在更遙遠的未來，人們都能從如此豐富的語言中，感受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的喜怒哀樂。

“語言搶救”與時間賽跑

一支古老的阿侬語歌謠響起，渾厚滄桑的男性嗓音、優美的曲調，瞬間把人帶到蒼翠的山谷中，天邊是悠悠的白雲，腳下是流淌不息的江水，農田裡是勞作的阿爸阿媽，在這動聽的歌謠裡，有世代生息繁衍的泥土的氣息，有老屋上的袅袅炊煙……這歌謠，正是來自語保工程的田野調查。

阿侬人是怒族的一個支系，分布在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緬邊境地區。

2015年秋天，語保工程啟動不久，81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少數民族語言專家孫宏開先生第10次來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對阿侬語開展深入的田野調查。

回望1960年第一次調查阿侬語，那時他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在半個多世紀中，他對這個支系語言長時間地跟蹤觀察，親曆了阿侬語由瀕危走向嚴重瀕危的全過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孫宏開先生及夫人劉光坤編審在四川甘洛調查爾蘇語時與當地群衆合影

孫宏開先生清晰記得，第一次調查時，這個支系一共有5000多人，有800多人還使用自己的母語。但當他1983年調查的時候，隻有500人能夠使用自己的母語，而且大部分都是50歲左右的中老年人，小孩則根本不會。1987年、1995年、1999年，他連續6次進行跟蹤調查，最後一次去的時候，隻有380多個人還能講母語。

“以前多次調查的發音人，有的已經去世。這次語保工程需要重新物色發音人，但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發音人，有些詞和句子就不如年齡大的發音人知道的多，最後是幾個人在讨論中才完成了3000詞詞表的調查。”孫宏開先生說，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的弱勢語言，陸續消失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這是人類共同的損失。如果不進行視頻記錄，這些口頭語言很可能就會消失在曆史長河中。

上世紀50年代，中國進行了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普查工作。

孫宏開先生和今年84歲的語保工程湖南省首席專家、湖南師範大學教授鮑厚星，以及89歲的語保工程山東省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錢曾怡，都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普查。時隔60年，當語保工程啟動，他們再次“出征”，帶隊奔赴田野，進行全面系統的搶救性調查記錄。

許多語種、方言今天趨于瀕危或面臨消亡。語保工程宣傳片裡有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 “在我國現存的130多種語言中，有68種使用人口在萬人以下，有48種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其中有25種使用人口不足千人，赫哲語、蘇龍語等使用人數不足百人。”

“語言保護”更像是在與時間賽跑的“語言搶救”。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王莉甯介紹，語保工程一期完成了1712個調查點的語言資源調查采集，涵蓋全國所有省區市，調查收集到123種語言和全國各地方言的原始文件數據超過1000萬條，其中音頻數據超過560萬條，視頻數據超過500萬條。一大批瀕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得到科學系統的調查保護。

“這項工作是不可重複的，如果不抓住機會進行調查、保存，下一次也許要再等幾十年。語言學家們都非常珍惜語保工程的機會。”王莉甯說。

雲南師範大學餘金枝教授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吉衛鎮臘乙坪村調查苗語

深入田間地頭、深山老林，語言學家的田野調查要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比如，新疆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語調研點分布于海拔4千至5千米之間；門巴語和西藏墨脫、倉洛、阿裡藏語及其方言調研點處偏遠地區，交通極度不便。調查團隊不僅要在村裡搭建臨時攝錄場所，甚至還要驅趕飛禽走獸，以保證對環境噪音的控制。

然而最大的困難并不是條件惡劣，而是符合要求的發音人“太難找了”。主要發音人必須是55-65歲之間方言老年男性，必須在當地出生和長大，能說地道的當地方言，沒有在外地長住，唯如此，才能保證語言面貌具有代表性。

“做了這麼嚴格的學術規定以後，語言的衰亡直接體現在調查團隊去找發音人的時候，發現滿足所有條件的發音人太難找了。”王莉甯說，語言學家們各顯神通，有的通過當地媒體進行海選，有的發動居委會挨家挨戶上門走訪，有的“潛入”當地的公園、街道、微信群，物色發音人。學者們感歎：“調查保護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語言資源衰亡和流失的速度。”

2015年3月，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首席專家曹志耘（左四）帶隊赴雲南獨龍江開展語保工程試點調查

安徽祁門軍話、廣東連南石蛤塘土話、貴州晴隆喇叭話、廣東電白舊時正話等瀕危漢語方言，貴州六枝仡佬語、雲南玉溪撒都語、雲南蘭坪普米語、海南保亭加茂黎語等少數民族語言……經過不懈努力，這些瀕危語言被采集收錄進《中國瀕危語言志》叢書第一批30卷，呈現出我國既有多樣性、又有統一性的語言面貌。

科學性和社會化互補

研究顯示，我國擁有130多種語言，從語系和語族的角度來看，我國的語言主要分屬漢藏、阿爾泰、南島、南亞和印歐5大語系。在5大語系下，共有13個語族，28個語支。這在世界九大語系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漢語擁有官話、晉語、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贛語、湘語、徽語、平話土話等十大方言，内部又可分為成百上千種小方言土語，其方言的豐富性堪稱世界之最，語保工程的難度可見一斑。

在幅員遼闊、語言種類繁多的條件下，中國是如何組織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保護項目？

語保工程首席專家、核心專家組組長曹志耘介紹，國際上的語保項目大多由基金會、科研機構甚至個人組織實施，力量零散，難成規模。而我國的語保工程在啟動之初，就确定了國家工程的定位。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組織專家進行全面論證和頂層設計，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工程—項目—課題”三級管理體系。北京語言大學設立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設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

迄今為止，參與到語保工程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達350多家，專家學者4500餘人，語言方言發音人9000餘人。

王莉甯介紹，在“國家工程、社會化和科學性”的三大定位下，語保工程一期取得了以“中國語言資源采錄展示平台”“中國語言文化典藏”“中國瀕危語言志”為代表的重大成果，并總結出開展大規模語言資源調查的有效經驗。

語保工程一期出版的20卷《中國語言文化典藏》

百色學院呂嵩崧教授等在廣西樂業調查農事活動

語保工程湖北省首席專家、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汪國勝在文章中寫道：“語保工程是一項迫在眉睫、史無前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我們想借這次難得的機會，全面記錄和系統保存湖北方言的實态，為學界、為曆史留下一份有價值的方言文化資料，不至于因方言調查點的缺失而留下永遠的遺憾。”

早在1936年，趙元任、丁聲樹等語言學家對當時湖北64個市縣的方言進行了大規模調查，于1948年出版了《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為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打造了成功範例。王國勝教授對比了語保工程與趙元任先生當年的調查，總結了四方面進步：一是更全面，趙元任先生調查了64個市縣，語保工程調查了80個市縣，實現了湖北方言調查全覆蓋；二是更系統，趙元任先生的調查偏重語音，語保工程調查了1000個單字，1200條詞彙，50條語法例句以及相當數量的話語材料；三是更地道，受當時條件限制，趙先生的調查都在武昌進行，發音人大多是武昌讀書的高中學生；四是更先進，趙先生的調查做了錄音，語保工程音像攝錄更好地保留了方言的原生狀态。

2020年9月，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線采錄展示平台上線，不僅可滿足專業調查人員的檢索、對比、分析等需求，還面向普通公衆提供在線采錄、字幕編輯、互動分享等功能，實現了科學性和社會化的互補。

語保專家在對語言方言發音人進行攝錄，語保工程的音像攝錄更好地保留了方言的原生狀态

語保工程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關注和重視。2018年9月，中國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湖南長沙聯合舉辦“首屆世界語言資源保護大會”，并最終通過成果性文件《保護和促進世界語言多樣性嶽麓宣言》。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個以“保護語言多樣性”為主題的永久性重要文件，提供了中國開展語言資源保護可資借鑒的經驗、模式和路線圖。

“多語分用”可消除“語言緊張”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媪？”辛棄疾的《清平樂·村居》描繪了800多年前的吳地風情。但是，如今詩中這美好的“吳音”正面臨着危急。

學者張泓銘撰文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差不多十多年的光景，吳言方言區的上海、蘇州、無錫、杭州、甯波，6歲到15歲的少年，大體可以聽懂方言，但基本不說。15歲以上的青年，有時會說說方言，但說得結結巴巴，不地道，沒有‘土味’。如此下去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方言将在南方許多城市消亡。鄉音不再，鄉愁何所寄托？”

語言資源危機已成為世界性課題，研究表明，全世界6700種語言中的40%正處于消亡的邊緣。2000年10月，我國首次瀕危語言問題研讨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此後，中國的語言方言保護工作從無到有，發展迅猛。

然而，僅靠專家學者調查記錄的方法來搶救保存，無疑是杯水車薪。語言保護工作遠非個人、團隊所能完成，它呼喚着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參與和踐行。

“當青藏鐵路穿過可可西裡時，大家會為藏羚羊感到憂心忡忡，當一座古廊橋被沖走、一個古村落被推倒，很多人會感到痛惜。然而，當看到下一輩不會說方言的時候，人們不會感到憂慮，更不會産生痛感。因此，在學術界和社會之間、學者和社會大衆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曹志耘教授說。

“語言使用者放棄自己的母語方言，語言保護就無法推動。”王莉甯舉了個例子，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會把傳統戲曲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但是昆曲的根基是蘇州話，湘劇的語言來自長沙話，如果沒有人說蘇州話、長沙話了，昆曲、湘劇等注定将成為博物館裡的藝術形式。唯有“固本培元”，才能讓這些戲曲藝術枝繁葉茂。

語言越使用才越有活力。曹志耘教授認為，保護方言與推廣普通話并行不悖，“多語分用”可消除“語言緊張”局面。市民在政府機關和學校使用普通話，在家可說方言、少數民族語言，讓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場合發揮不同的作用。

中央民族大學李錦芳教授（右三）等在廣東吳川調查吉兆話

跨越鴻溝需要來自民間的力量。2015年7月，著名節目主持人汪涵發起了“響應”計劃，出資465萬元，對湖南境内57個點展開方言調查。“響”是“響”的繁體，由“鄉音”兩字組成，鄉音就是最響亮的聲音。

“方言是一種我說，你懂，他不明白，被時間浸潤出來屬于當地人的情話。”汪涵認為，鄉音是一個人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但是，當他看到身邊的晚輩不再熟悉當地方言，感到十分遺憾。他希望讓年輕人有繼續講方言的意願，了解到方言背後深厚的文化支撐和巨大的趣味性。他還利用自身影響力，策劃了方言文化綜藝節目《多彩中國話》 《十三億分貝》，受到年輕觀衆的歡迎。據不完全統計，兩個節目的網絡累計點擊量超過3.5億次。

随着語保工程的啟動，與方言有關的文藝娛樂、文創産品、科技産品不斷湧現并受到歡迎，用上海、河南、重慶、南甯等地方言演繹的方言話劇不斷上演，語言資源保護志願者行動得到年輕人的響應。

為了跨越學術與大衆間“鴻溝”，語保工程在“中國語言文化典藏”等成果中下足了功夫。在首批推出的澳門、潮州、杭州、衡山、懷集、江山、金華等20卷方言文化圖冊中，每冊平均收錄600幅方言文化圖片，一圖一文。“說唱表演”等條目後附有二維碼，讀者用手機掃描，即可播放相關音頻或視頻。人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保護語言的多樣性，就是保護以語言為依托的思維方式、口傳文化和民俗民風。在教育部、國家語委的指導下，目前典藏第二輯30卷方言文化圖冊的編寫出版正在進行。

語保事業，在每個語言使用者中間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蔓延，全國各地醫療隊馳援武漢，但在救治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棘手問題——語言不通造成了溝通障礙。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援鄂醫療隊自編《醫患溝通本》，這刺痛了語言文字工作者的心：抗擊疫情的語言服務本應由語言文字工作者承擔。

2020年2月10日，教育部指導北京語言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及商務印書館等單位，迅速成立40餘人的“戰疫語言服務團”，突擊研制《抗擊疫情湖北方言通》。團隊通宵達旦，僅用一天多時間就完成了武漢、黃石、孝感、鹹甯等9市方言文本的編制和方言音頻的錄制任務。2月12日“方言通”上線，這款可聽、可學、可檢索、可更新的“有聲”産品，最大程度發揮了語言應急服務功能。微信版累計訪問數3.2萬人次，錄音累計播放量逾39萬次。

在這背後，正是曆經5年建設周期的語保工程所提供的學術資源、人才儲備和技術支撐。

在一期工程圓滿完成後，今年4月底，語保工程二期建設正式啟動。二期工程，又是一個5年，将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對此前調查收集的語言資源進行科學系統的整理加工和全面深度的開發應用，建成準确權威、開放共享的語言資源公共服務平台，全面提升我國語言資源保護和利用水平。

中國傳媒大學李大勤語保團隊爾龔語課題組成員在四川省甘孜自治州丹巴縣格什紮鄉做爾龔語丹巴方言田野調查

“一期的重點是調查，二期的首要任務則是如何在語言資源庫的基礎上，推進深度開發應用。原始數據1000萬條，我們要把這些‘寶貝’進行開發應用，發揮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的功能。”王莉甯介紹，目前中科院軟件所在承擔語保工程的一個專項，基于平台和前期采錄的語料，研制中國語言的知識圖譜。

語言資源有哪些開發路徑？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丁石慶認為，語保工程尤其是“後語保”時期，須充分利用飛速發展的互聯網和迅猛發展的通信技術，為語言資源開發應用提供條件。如編撰各種音像同步、圖文聲并茂、多語言對照的教材、數字詞典、手機詞典等，開發自然語言理解、人工智能、智慧系統建設等語言服務産品，構建涵蓋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宗教學、教育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圖譜，實現多領域知識的關聯與共享。

語保工程二期，還有望建立一座中國語言資源博物館。語保工程湖南省首席專家鮑厚星先生說：“我們一直熱切期盼的工作，就是建設語言博物館，為此申報的專項課題《面向博物館建設的湖南漢語方言文化資源開發應用研究》已獲得語保工程支持。我們要如期完成課題任務，為建設中國語言資源博物館提供專業支撐。”

王莉甯介紹，當前仍有一些“空白點”亟待開展調查；此外，如何與企業合作，讓語言資源庫的語料“活”起來、發揮作用，需要新的機制和模式來推動，這需要社會大衆廣泛參與、集思廣益，為語言資源開發應用獻計獻策。

“語保事業，不應僅限于語保工程，地方普通話和方言是我們每個人的聲音身份證。語保事業需要每一個語言使用者共同參與、共同思考。我們希望通過應用，進一步跨越鴻溝，讓大家看到鄉音的美，方言有不可替代的一面。”王莉甯說。

“問渠那得清如許，謂有源頭活水來。”語保事業不在“象牙塔”裡，而在社會大衆中間，在每一位語言使用者中間。

作者：文彙報駐京記者 李揚

編輯：江勝信

照片：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