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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散文史上，政論散文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都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許多篇章千古傳誦，脍炙人口。如賈誼的《過秦論》、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歐陽修的《朋黨論》等等，真是不勝枚舉。而《荀子》散文，可稱為這一文學傳統的重要源頭。今本《荀子》共三十二篇，除少數幾篇外，大多是荀子個人的著述。

《荀子》

荀子的政論散文，篇篇都有鮮明的政治功利目的，揭發時弊，指幹惡政，鞭答謬說，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如《王制》篇，這是記載着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專題論文。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國家的原則和方略：在政治上，主張“一天下”，旗幟鮮明地反對諸侯異政、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倡導加強君主集權，并設計了一幅統一的封建帝國的理想藍圖；在具體的治國方略上，主張“法後王”、“隆禮義”，前者是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也是對儒家思想的大膽改造，後者則是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在用人上，大膽主張破格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沖破了“世卿世祿”落後制度的束縛；在經濟上，力主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加速物資交換等等。

荀子

此外，文中還對“王者”、“霸者”、“強者”作了細緻的區分，在倡導“王道”的同時，對“霸道”也給予較多的肯定，這便與孟子“尊王黜霸”的思想有了顯著的差異。另外，荀子還敏銳地覺察到人心的向背關系到社稷的安危，提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千古聖訓，警告統治者若要鞏固統治，當務之急在于“愛民”。一篇《王制》，是曆朝君主應終生捧讀的經典。《非十二子》一文則對荀子認為是修飾邪說奸言以擾亂天下的十二個代表人物及其謬論，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鞭答，其中包括墨子、孟子、惠施等當時著名的人物。與此相表裡，荀子正面論述了真正屬于君子的德行操守：“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言，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這對于匡正戰國後期某些知識分子的道德淪喪，赤裸裸地追逐名利的淺薄世風，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即便是今天，它也還有警示作用。

荀子

荀子的政論散文具有雄辯無礙的滔滔氣勢。過去孟子曾無可奈何地說：“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有趣的是，荀子則坦然宜稱：“君子必辯。”（《非相》）這既說明荀、孟同處戰國時期，百家争鳴已達到白熱化時期，不好辯、不善辯則無法弘揚其學說，此為荀、孟之同；也說明荀子比孟子要來得更主動、更自覺、更坦蕩、更無畏，這是荀、孟之異。雄辯的氣勢，既體現出荀子當仁不讓、據理力争的個人禀性，也表現為荀子善用類比、反複申述說明的寫作方法。這開創了後世（特别是漢代）政論散文淋漓酣暢風格的先河。《正論》在談及當今之世動亂之由時說：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音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财物屈，而禍亂起。

《孟子》

這是一段由表及裡、逐層推論社會動亂發展過程的精辟論述，先說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無視法度，恣意妄為，由此帶來了智者、能者和賢者橫遭埋沒的惡果，進而也就失去了天時、地利與人和這三方面的走向興旺強盛的要素，其結果自然是百事荒廢、财物短缺、禍亂四起、險象橫生。這段文字的因果推論，邏輯非常缜密，辨析敗亡的由來過程逐層深入，理性思考的特征十分鮮明。由于荀子以氣運辭，特别是對偶和排比手法兼而用之，便形成了高山飛瀑般的滔滔氣勢，字裡行間對邦國深沉的憂患意識噴薄而出，在理性的推論中融入了憂心如焚的激烈情懷，所以在三個“不得”和三個痛“失”的呼喊聲中，既有理性的醒人心智，也有愁情的動人心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荀子》

荀子的政論散文還能巧譬博喻，聯類無窮，令人目不暇接。把一篇論說文寫得如此形象生動，确實達到了很高的文學境界。《解蔽》是荀子關于認識論和心理學的重要論文，在論述人們觀察事物産生疑惑、形成種種錯覺時，荀子連用了多重比喻，來形象生動地說明人的心理錯覺乃至幻覺，使人頓生如臨其境、如察其心的感受：吳冥而行者，見寝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避步之洽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閩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洶語，勢亂其官也。在這段逼真的心理狀态描摹中，先寫各種錯覺或幻覺，再述産生錯覺、幻覺的原因，寫得生動形象，令人忍俊不禁，很富于文學描述的情趣，真可以說是在哲學論文裡綻放出的一朵美麗動人的文學之花。

《荀子》

概括說來，《荀子》一書作為政論散文的典範，在思想内容上有為而作、不尚空言，在語言表達上宏論滔滔、博辯無礙，在寫作手法上巧譬博喻、聯類無窮。這些都給中國古代政論散文的發展，樹立了很好的榜樣，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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