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約評論員 塗格

一座城市，一年常住人口能增長的上限有多高？武漢給出的最新答案是：120萬。

日前公布的《2021年武漢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末武漢全市常住人口達到1364.89萬，較上一年增加了120.12萬人。

武漢因此成為北上廣深成渝津之後，全國人口第八多的城市。考慮到天津2021年常住人口較上一年下降了13.6萬，跌至1373萬，隻比武漢多出不到十萬，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今年内武漢常住人口就可能超過天津，跻身全國第七名。

120萬的年增量，是個什麼概念

比排名上升更值得關注的是，120萬這個增量本身，相當于目前已公布人口增量數據的城市中，排名第二的成都到排名第九的南京整整8座城市的人口增長總和。

武漢這一騎絕塵的人口增長是如何做到的？其背後是武漢一座城市的成功，還是隐含着某些趨勢性的城市格局變遷？

首先說明一下，中國的人口數據最權威、最準确的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抽樣調查。像2021年這樣非五非十普通年份的人口數據，主要靠估算，其中具有一定的誤差成分，隻能作為參考。

盡管如此，武漢這120萬的人口增量還是非常驚人的。

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因為2020年的突發疫情而滞留外地的務工者，于2021年重返武漢；2021年9月當地再度放松落戶限制，接近“零門檻”；當地出台針對個人和企業的人才引進政策及租房購房補貼新規等……其中雖然不乏“後疫情”時期的修複式反彈，也可看出這些年武漢在搶人方面有多賣力。

當然，賣力搶人并成績突出的，不隻有武漢一座城市。像成都（24.5萬）、杭州（23.9萬）等新一線，以及南昌（18.3萬）、青島（15.1萬）、甯波（12.4萬）鄭州（12.2萬）等強二線城市，去年的人口表現都很不錯，增量均超過了10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上廣這三座一線城市2021年總共隻增長了7.7萬人。考慮到七普階段（2010年-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增長22.8萬人、上海18.5萬人、廣州59.7萬人，三地一年合計增長101萬人，2021年的人口增量堪稱微不足道。

不同之處在于，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長主要是靠外來人口的流入，戶籍人口方面2021年減少了18.19萬；北京正好反過來，戶籍人口倒是增長了4.4萬人，但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2021年全市外來常住人口從839.6萬人降至834.8萬人，減少了4.8萬人。

這背後，有不同城市人口、産業政策差異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與城市化不同階段人口的分布聚集特征有關。

從“發财到廣東”到“京滬大膨脹”

中國的城市化自改革開放後重啟以來，全國的人口流動發生過幾波轉移。

改開初期，伴随特區的建設，在“東西南北中，發财到廣東”口号的召喚下，出現了百萬民工下廣東的人口遷移浪潮。這期間，受益最多、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莫過于深圳。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時，隻有區區33萬人口，不及北京、上海一個零頭。但到了2000年時，深圳人口已經突破了700萬，分别相當于同期北京、上海人口的51.4%、43.5%。

整個九十年代，深圳常住人口增長了533.46萬，幾乎是北京、上海人口增量的兩倍。

不過進入新世紀，随着城市化的加速、産業的轉型升級，擁有更全産業鍊、更多就業機會、戶口含金量也更高的京滬兩市開始發力。21世紀第一個十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過600萬，遠高于同為一線城市的廣州（275.2萬）、深圳（335.96萬）。

但随着京滬常住人口在2010年前後雙雙突破2000萬大關，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日趨嚴重，兩地政府開始出手遏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2009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将“逐步實施人口調控目标責任制”，并把人口規模調控問題列入北京市2009年和2010年市政府重點辦理的折子工程。

而上海方面在2015年底的“十三五”規劃市委全會讨論中，也把“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線”列為4條底線之首。《上海市2016年-2040年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更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必須控制在2500萬以内，2040年控制在2500萬左右。也就是說從2020年到2040年的20年裡，上海人口将幾乎是“零增長”。

通過提高落戶門檻、實施産業疏導這一手硬一手軟的方法，京滬常住人口迅猛增長的勢頭，到2015年左右戛然而止。此後兩地人口總量基本保持了穩定，不少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與此同時，同為一線城市的廣深繼續敞開雙臂，所以從2015年起，兩地年均人口增量雙雙超過40萬，領跑全國。在它們帶領下，七普十年（2010年-2020年），廣東常住人口增長了2170萬，是第二名浙江的兩倍還多。

新一線崛起，城市版“先富帶動後富”

新一線城市嶄露頭角，始于2017年。

當年2月，武漢打響“搶人大戰”第一槍。之後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紛紛跟進，落戶門檻一降再降，補貼标準一升再升……在此種種操作之下，2018年西安戶籍人口增長了80多萬，成都、武漢也超過三四十萬。

2021年，随着武漢、成都、杭州齊齊站上人口增量榜前三名，廣州、深圳雙雙回落。廣州隻增長了7.03萬人，深圳的數據雖然尚未公布，但根據廣東全省去年總共隻增長了60.4萬，增量首次低于浙江（後者增長了71.7萬人）來推測，深圳人口增幅估計也不會太高。

這标志着，新一線城市正式接棒北上廣深，成為人口流動新的主要目的地。

在此期間，一線城市也不是沒做過努力。比如北京、上海都在2021年适度放寬了落戶門檻。但由于“放寬”後的落戶門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仍舊高不可攀，基本都要985大學的應屆生或其他名校的研究生才行，加之受疫情影響，很多原本在當地打工的勞動力無法返回複工，所以成效并不明顯。

更重要的還是，一線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以房價為例，根據智研咨詢公布的2022年3月份全國主要城市住房價格，北上廣深的房屋均價分别為每平米6.67萬、7.17萬、4.53萬、6.81萬，而成都、武漢、重慶等新一線城市的價格則分别隻有1.94萬、2.02萬、1.39萬，隻相當于北上深的三分之一。

所以，當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産業在二三線城市遍地開花，以及各地紛紛推出“強省會戰略”後，成都、武漢、杭州等新一線、強二線城市的性價比便開始凸顯，而這也是人口迅速向這些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

不過仔細分析這幾波遷移大潮的人口來源，還是存在一些差異的。無論是改開之初的“百萬民工下廣東”，還是21世紀頭十年的京滬人口大膨脹，其新增人口皆來自五湖四海。而這一波新一線、強二線城市人口的暴漲，更多源于省内人口的轉移。

以成都為例，其所在的四川省2021年僅增長了1萬人，而成都的常住人口卻多了24.5萬，由此可見成都對全省人口的巨大吸引力。相較2020年末，2021年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了0.29個百分點，達到25.31%，足足四分之一。

同樣的，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增長了54.7萬，而武漢則暴漲了120萬人。雖然考慮到湖北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的0.88‰，也就是說全省50多萬的新增人口均為外來湧入，但即便扣除這些，武漢仍有60多萬新增人口來自省内其他地市，數量仍高過外省流入。

怎麼看這種人口流動的新趨勢？

個人以為，它一方面進一步促進了本地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實現人口的區域均衡分布，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堪稱城市版的“先富帶動後富”。

海報設計 祝碧晨

責任編輯：王磊 圖片編輯：沈轲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