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對自己說的話?□李懷宇2004年6月中，莫言有廣州之行我得到消息時，也得到了莫言的手機号碼，随即打過去，莫言爽快地說：“我現在就在南方書城，你可以馬上過來聊天”約半小時後，我見到莫言南方書城辦了一個讀者見面會，場面并不熱鬧，記者更是寥寥活動結束後，我們就坐在南方書城靠窗的一角聊天，剛談了幾句，我就發現，他雖筆名為“莫言”，實則出口成章，真不愧是“千言萬語，何若莫言”，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莫言對自己說的話?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莫言對自己說的話

□李懷宇

2004年6月中，莫言有廣州之行。我得到消息時，也得到了莫言的手機号碼，随即打過去，莫言爽快地說：“我現在就在南方書城，你可以馬上過來聊天。”約半小時後，我見到莫言。南方書城辦了一個讀者見面會，場面并不熱鬧，記者更是寥寥。活動結束後，我們就坐在南方書城靠窗的一角聊天，剛談了幾句，我就發現，他雖筆名為“莫言”，實則出口成章，真不愧是“千言萬語，何若莫言”。

近一個下午的時間，隻要稍微提起話頭，莫言便能說出一番讓人舒服的話。

提到學者氣與文人氣的問題，莫言說：“我沒有學問,所以沒有學者氣，我始終沒有把寫小說當成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是一個農民，現在依然把自己跟農民認同，所以就沒有文人氣了。我還是認為人應該有一種清醒的自我意識，不僅僅在意識上當作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且從所有的方面感覺到其實我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一旦想到我是一個作家，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要為人民說話，我要替民族分憂，這一下子把自己架空了，自己把自己擺在一個并不恰當的位置，比較難以讓人接受，令人厭惡。”

當天晚上，南方書城宴設廣州客村的一家潮州酒樓，我也受邀敬陪末座。偌大一個包間，同席隻有四五人。莫言對潮州菜充滿好奇，恰巧我是潮汕人，每上一道菜，莫言便問起菜品特點。“秋刀魚飯”是一道平常的潮州菜，莫言嘗後，連說：“秋刀魚之味，秋刀魚之味。”莫言少時家貧，總吃不飽，食量又奇大。“越餓越饞，越饞越餓，最後分不清了是餓還是饞。”他甚至吃過煤，而且覺得特别好吃，這讓我大吃一驚。後來莫言把吃煤的故事寫進了長篇小說《蛙》的第一章開頭。

一席談中，莫言十分随和。問起記者生涯的趣事，他很認真地說：“我也是《檢察日報》的記者，有正規的記者證。記者所見所聞的故事，往往可以成為小說的素材。”我便笑道：“金庸也是記者。”談到當下一些離奇古怪之事，莫言的談鋒偶露峥嵘，但有分寸。後來觀其在公共事務上的行止與寫作風格，“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也許是肺腑之言。

那天下午我們的長篇對答，莫言健談而又得體。我第一個問題是：“大江健三郎曾公開表示對你惺惺相惜，認為你很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如何看待作家與文學獎的關系？”莫言從容道：“從學養、閱曆和成就方面，我無論如何沒辦法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我們有私人的交往，有些友誼，他對亞洲文學有殷切的希望，他希望有一種亞洲文學的出現，還有對中國非常深厚的感情，對我也有對晚輩的扶持的意思。關于文學的獎項，對寫作者來說是一個副産品。一個人在寫作，肯定不可以為獎項來寫作，隻能說是我寫出的作品被這個獎項所青睐、所看中，有時候考慮得獎，反而得不了，對待獎項還是這種态度比較好，是寫作出現後的偶然性現象。當然，得獎對作家有一定的好處，可以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在那一瞬間滿足作家的虛榮心、自信心，也可以給作家帶來了一些獎金。我記得在一份報紙看到一個可愛的年輕作家說：‘莫言已經得了某個獎項，他可以休息了。’我覺得過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獎的莫言還要更加奮鬥，不應該讓獎項變成阻擋自己前進的包袱。”

我又問：“有人認為你的小說有魔幻現實主義的色彩，讓人聯想到馬爾克斯的風格。你的作品不停地對傳統寫法進行挑戰，也借鑒了不少西方的技法？”莫言說：“西方技法對我是一種刺激，激活我的記憶力，增長我的信心：你膽大，我比你還膽大。我對西方小說看得不多，一個作家看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從技巧上來說，确實也是有一種窺一斑而知全貌的現象。就好像《百年孤獨》，我至今沒有完全看完，但是我很清楚馬爾克斯的語感，雖然是翻譯家翻譯過來的，但相信還是傳達了原文的風韻。馬爾克斯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标杆，也設置了一個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經達到了這種高度，陷阱就是你往他靠近，你就會掉下去淹沒了，可能就有滅頂之災。”

當年我仍對莫言小說的故鄉情結印象深刻，便問：“故鄉山東高密是你寫作的源泉。有人說，莫言的作品以寫農村題材居多，沒有學者氣、文人氣，因此至今還是一個‘鄉土作家’，無法進入更高的層面。這話你是怎麼看的？”莫言說：“關于故鄉的這個概念，包含非常豐富的内容。‘鄉土作家’對我也不是貶義詞，就像賈平凹說‘我是農民’一樣，說我依然在鄉土的層面上寫作也不是一件壞事。所謂的鄉土不是狹隘的鄉村，每一個作家的鄉土是他所寄身于其中的地方。對王安憶來說，鄉土是上海，賈平凹的鄉土是商州，實際上每個作家都是‘鄉土作家’。其實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的，一個作家不可能包羅萬象，每樣事情都寫得很地道，那是受個人的經曆局限的，但這種東西可以通過技術性的手段來修正一部分。實際上，别人對我的評價是有很多意象化的，我的《酒國》《十三步》是寫城市的，其實我寫城市、鄉村各占一半，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認為我隻能寫農村呢？”

我向來欣賞作家不斷嘗試的勇氣，便問莫言如何思考作家風格的定型化？莫言答道：“我是特别怕成熟和拒絕成熟，一旦成熟就很難改變，但刻意變化是要冒風險的。《紅高粱》後，我完全可以沿着這個路線寫第二部、第三部，寫了父親再寫我，本來我也是這樣想好的，但是我覺得這樣就沒有什麼意思了，沒有再推進的必要了。下一部就要跟以前所有的這些區别開來，沒有人說我一定在馬爾克斯的寫作道路上走，通過《檀香刑》的寫作，我們斷絕了關系，離開他很遠，下一部可能跟馬爾克斯在一個房間裡面對面地寫作，這很有可能是一場巨大的冒險。”

2010年1月，莫言再到廣州。南方書城早已關閉，莫言的記者會設在對面的廣州購書中心，我受邀參加。稠人廣坐，無緣深談，而獲贈莫言簽名的新著《蛙》。

來源： 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