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時期一些貴族女性再婚時選了比自己社會地位低、年齡小很多的男性作為再婚對象，有的甚至屬于貴族集團之外，不僅沒有貴族頭銜而且出身卑微。雖然這樣的再婚選擇并不是都铎王朝時期貴族女性再婚的典型，但也不是鳳毛麟角。

縱觀這一時期貴族女性的婚姻，有相當多的貴族女性再婚時都選擇了自己所處的社會等級之外的人，雖然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仍然可以從中找到普遍性。

16世紀英國的貴族女性毫無疑問都必須接受婚姻生活，抛開這種簡單表面現象，實際情況稍顯複雜。近代早期英國婦女的地位是從屬于男人的，她們的婚姻是用來穩固家族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交易。幾乎所有貴族女性的第一次婚姻都是為了家族利益而不得不順從家長們的安排，大部分人的再婚也遵從這種模式。

然而，也有一部分貴族婦女再婚時敢于選擇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她們最終嫁給那些既沒有頭銜也沒有顯赫家世的男人。

理想情況下，成為的寡婦的貴族婦女應該保持獨身或者謀求另外一樁利益婚姻，大多數人這麼做是順從了社會為貴族女性制定的标準，還有人是出于自己的選擇，當然也包括被迫的情況。她們用盡渾身解數，充分發揮從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将對結婚對象的角逐看成是一樁有利可圖的事業。

然而也有一些處在社會上層的貴族女性再婚時選擇的丈夫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條件都遠在她們之下，而且通常都比她們小很多。十六世紀，部分精英女性選擇貴族集團外再婚的做法就是對自我權利運用的表現方式。但顯然還有一些貴族婦女面對再婚對象選擇時，願意做出能夠被社會接受并且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财富有幫助的選擇，如伊麗莎白·哈德維克的再婚選擇。

大多數貴族女性最終都會選擇婚姻生活，擔任一個大家庭女主人的角色，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很多學者在定義那個時代婦女角色的時候，都會将其放在婚姻家庭的範圍之内，從那個時代貴族家庭的内部權力結構中解讀貴族女性的作用和地位。

這一時期的貴族女性已經開始想要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尋找自我權利運用的機會，也許，再婚的選擇為貴族女性提供了一次機會，讓她們這個一直在社會中缺席的群體，有機會行使自我權利，尋找有利于自己的婚姻，不論是财富還情感上的滿足，她們都讓社會看到作為一名貴族女性的需要。

十六世紀貴族的婚姻安排通常不是出于個人的選擇，貴族家庭會将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然後再挑選出合适的聯姻對象。個人的情感傾向在選擇婚姻伴侶時并不會被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

結婚時，婚姻雙方的年齡越小，就越缺乏主導權。貴族家庭的年輕女孩無可厚非地要遵從家族對自己的婚姻安排，并且沒有任何權利反對父母為自己挑選的配偶。但這并不意味着都铎時期的貴族女性一輩子都要和父母為自己選擇的配偶生活；根據當時社會普遍的高死亡率，超過33%的初婚都維持不到15年。她們至少再婚選擇伴侶時有了一定的發言權。

16世紀産生了大量有關描述男女理想婚姻家庭生活的文學作品，在這些所謂的幸福婚姻中，妻子都必須作為丈夫順從的伴侶。然而一些諸如日記和信件之類的私人文獻卻展示了那個時代完全不同的婚姻關系。有理由相信所謂的理想婚姻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能夠經常實現的，集團外婚姻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不會幸福的，因為“無論如何，貴族都要牢記自己的血統有别于其他階級。”

所謂貴族女性的集團外婚姻，又稱為異族婚姻，是指貴族女性選擇了比自己社會等級低的男子作為婚姻伴侶，組建家庭。這種結合勢必會導緻女性在婚姻關系中占據主導權，在家庭生活中擁有更多權力，而這并不被當時社會所接受。這與男權社會所期望的男人天生就該在婚姻生活中行使絕對權力的原則背道而馳。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當時社會無法接受這種異族婚姻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講，當貴族女性面臨再婚對象的選擇時，也應該要充分考慮到家庭地位和父權制的威嚴。然而，貴族女性們再婚時似乎并不再熱衷于完全把婚配當做是追求名望和利益的手段。所以都铎王朝時期貴族婦女們初婚和再婚的區别就在于：成為寡婦的貴族女性擁有一定的自由，這讓她們反抗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掌控成為可能。

當時社會的評論家們對于貴族女性再婚的現象都表示出不屑一顧。尤其是對貴族女性選擇集團外婚姻伴侶的做法更加嗤之以鼻。認為她們是耐不住寂寞，忘記了自己的血統和對家庭承擔的義務。但卻對守寡後不再結婚的貴族女性給予過分誇張的稱贊。

蒙太古子爵夫人傳記就稱贊她在丈夫死後終身守寡，沒有再嫁的事迹。“這種例子在英國并不常見，尤其是在這個道德觀念崩潰的年代。我們随處可見一些擁有崇高社會地位的貴族女性，在丈夫死後，不僅沒有為丈夫守寡，甚至都沒有找和自己一樣擁有崇高社會地位的人結婚。而是和她們的仆人，甚至是一些身份更卑賤的男人結婚。”

當時社會達成一緻共識認為，這種和“身份卑賤”的男人結婚的行為對社會等級秩序造成混亂，而那些克制自己，沒有和貴族集團之外的男人結婚的貴族女性們則是支撐了“偉大的生存法則”，順應了上帝在人間欽定的等級秩序。

可見，16世紀的都铎社會仍然是一個等級觀念深入人心的社會。社會和貴族集團對于貴族女性再婚的期盼都是希望她們能夠保持集團内貴族聯姻，雖然，貴族女性選擇族集團外再婚的情況并不罕見，但是她們必須面對來自家族和社會的抨擊，以及自身社會地位受損的可能。

對于都铎時期的貴族女性來說，守寡期間，無論是從法律還是社會道德方面來說，都是她們一生中最獨立自主的階段。寡婦們擁有比任何女性更多的自由為她們自己選擇配偶，丈夫去世，成為寡婦的貴族女性們獲得法律上的認可，代替亡夫在家中的地位，有權主持和管理各項事宜，這是貴族女性們獲得的唯一機會，能夠合法地接觸丈夫的财産。

寡婦擁有的自由是顯而易見的，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她們通常十分富有。喪夫寡居的貴族女性與待字閨中和初為人婦的時候相比，身份已經截然不同。至少她們不會再在财産方面受到别人的牽制。這主要得益于同嫁奁制度緊密相連的寡婦所得财産。

16世紀的英國社會，由于長子繼承制的緣故，出生在貴族家庭的女兒隻有成為家族唯一的孩子才可能繼承土地，成為富有的女繼承人，這種情況在樣本對象中是比較少見的，大部分貴族女孩都是非土地繼承人，她們在結婚前毫無财産能力可言，夫家就希望新娘能帶進一筆數額較大的現金作為妝奁。對此新娘的父親不得不為女兒提供一筆數額較大的現金，好讓她嫁進滿意的夫家，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嫁妝。

作為回報，新郎的父親必須用書面契約的形式保證在自己兒子死後，為新娘提供一筆财産，就是寡婦所得财産。貴族之間的聯姻總是牽扯到一大筆動産或不動産從女方家到男方家的轉移，男方家要保證在未來給新娘提供一筆相當數額的年金。

考慮到婚姻中牽扯到的财政因素，貴族在聯姻前女方家族的成員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仔細推敲婚姻契約，這種謹小慎微是為了一旦自己的女兒或者姐妹成為寡婦後，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一些聯姻的失敗也往往是因為在簽訂婚姻契約時，男方家族給出的寡婦所得資産無法達到女方的要求。

在貴族女性寡居期間，可以充分享有對寡婦所得财産的支配權。這種财産擁有權通常會随着寡婦再嫁而消失，尤其是當她的再婚對象和她同一社會等級或者高于她的社會地位；當時的社會習慣就是如此，甚至法律也明确規定已婚婦女的财産在這段婚姻期間是歸其丈夫所有的。這就導緻有未成年小孩的貴族寡婦在考慮再婚問題時，通常會将财産的損失作為首要的考慮因素，因為她們有責任保護自己和前夫孩子們的權利。

很多貴婦女再婚時都傾向于異族婚姻，她們選擇的結婚對象一般都是比自己小很多，财政狀況不如自己的男人。已經獲得的社會地位和财富讓貴族寡婦們選擇再婚對象時可以更多的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不用像初婚時必須考慮社會的期望。

事實上，和初婚時不同，大部分貴族婦女再婚時不會把能否獲得物質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

監護法庭作為一種增加王室财政收入的策略在都铎王朝時期成立。貴族的婚姻安排和财産管理都要受到王室監護法庭的幹涉。雖然，這種來自王室的幹涉沒有初婚時貴族面臨的幹涉那麼嚴格，但是貴族孀婦想要締結一樁王室反對的婚約，還是要面臨失去财産和社會地位的風險的。然而，這一時期，還是有不少貴族孀婦不再畏懼王室對自己的控制，勇敢地捍衛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