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裡士多德——西方理性之父，古希臘哲學集大成者。

亞裡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曆山大大帝的老師。從物理學到心理學，再到生物學，他在一系列學科上都具有極高的權威性，他極大程度的影響着2000多年來人類文明的整體走向。

他幾乎對每個學科都做出了貢獻。他的寫作涉及倫理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自然科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法律。亞裡士多德的著作構建了西方哲學的第一個廣泛而深入的系統，包含道德、美學、邏輯和科學、政治和玄學。

下面我們看亞裡士多德說“人如何獲得幸福而高貴的生活”。

以下文字，作者：湯姆·巴特勒·鮑登，翻譯：潘麗

摘自公衆号【哲學園】，有改動，特此鳴謝！

公元前4世紀

尼各馬可倫理學

“[我們]通過建築成為建築者，通過演奏成為演奏家。那麼同樣，我們通過公正的行為而變得公正，通過節制的行為而變得節制，通過勇敢的舉動而變得勇敢。”

“正如奧林匹克獎項并非要頒給那些最好與最強的，而是要頒給那些競争者——因為隻有這些人是赢家——這也同樣适用于生活；在優秀與善良的人當中，隻有那些行為得體的人會赢得獎項。”

一言以蔽之

幸福從我們的理性所決定的并對我們長期有益的事中表現出來。幸福不是享樂，而是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的副産品。

從物理學到心理學，再到生物學，亞裡士多德在一系列學科上具有極高的權威，這使得他在整個中世紀時代幹脆被當作是“唯一的哲學家”。但丁稱他為“知者中的大師”。亞裡士多德對托馬斯·阿奎那以及如阿威羅伊這樣的伊斯蘭哲學家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

亞裡士多德在為一切事物分類上面的嚴謹态度與不懈追求極大地影響了過去2000年來的哲學與科學思考。他開啟了一種非常理性的、右腦式的方式來觀看西方文明的本質。

人們常說，哲學的曆史可以在柏拉圖主義者與亞裡士多德主義者之間劃分開來。柏拉圖認為，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能感知到的一切都有一種潛在的形而上的真實，“真理”存在于表象世界的背後或超越了表象世界。然而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卻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從具體細節出發的哲人，他感興趣的是世界如我們所見的樣子。在跟随柏拉圖學習了20年之後，亞裡士多德得到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我們對于世界的理解必定建立在我們的五種感官之上；他以缜密而善于分析的頭腦将事物分解成其組成部分，包括那些表面上很含糊的元素，如幸福和美德。

《尼各馬可倫理學》（獻給他的兒子尼各馬可）是亞裡士多德道德哲學的最佳體現。他的科學著作如今主要吸引着學者們的興趣，但《尼各馬可倫理學》則持續地産生影響，因為它為好生活提供了一種訣竅，這訣竅現今仍被讨論和使用；例如，他的至善（eudaimonia）的概念（粗略而言，即“幸福”）就決定了當代積極心理學運動的形成。雖然這本書是由演講筆記編纂而成，看起來多少有些不完整和缺乏潤飾，但它讀起來并不太費力。

我們的職能是什麼？

與柏拉圖暗示事物潛在真實的“形式”概念不同，亞裡士多德對于“形式”的使用僅僅指向事物的秩序或結構。若要了解一件事物是什麼（無論是一把椅子還是一個人），你必須知曉其職能。比方說，我們欣賞一條船，并不是将其作為綁在一起的幾條木頭來欣賞，而是将其作為某種能載我們過河的東西來欣賞的。

然而，我們能否說出人類的職能是什麼？人類的職能不單單是生長，因為這會使我們等同于一棵植物。也不單單是看、聽、聞，因為這一點上我們同牛馬也沒有什麼不同。亞裡士多德說道，我們人類的獨特之處在于遵循理智采取行動的能力。一件事物的本質在于它如何被組織起來，而人類的本質，由于其組織自己大腦和行為的能力，在自然界是獨一無二的。一個人歸根結底是他所養成的品德以及他所做出的選擇，因此，一個依據最崇高美德來組織自己生活的人會成為偉大的人。

我們并非通過将一個人看作無數細胞的集合來抓住這個人的特點，而是通過将其區别出來的東西。正是通過欣賞人們的品德、或是其畢生打磨的藝術或技藝，我們才得以抓住他們的本質或職能。亞裡士多德說，一名長笛手或雕塑家，若是将長笛演奏得極為出色或是在雕塑中體現出極大的力量，那麼他就會成功。成功取決于職能的實現。

獲得幸福

亞裡士多德倫理理論的出發點是幸福，因為他相信人是理性生物，會做出為其帶來終極裨益的決定。雖然至善通常被翻譯為“幸福”，但它也可以被解讀為“過得好”“成功”或是“繁榮”。

作為理性生命，我們的最大幸福來自于那些我們出于理智所做的選擇。我們找到長遠看來對我們最好的東西，然後在追尋它的途中幸福就作為副産品降臨。僅有享樂的人生不會令我們幸福，因為它使我們喪失了在有生之年為某個目标所做的理性而有目的的行為。最崇高的幸福之路是那條給予我們最真實的（而非短暫易逝的）快樂的道路。比方說，閱讀言情小說或驚悚小說帶給人的快樂就比不上閱讀托爾斯泰時人們所能收獲的深意與滿足。

許多人僅僅尋求生活的滿足，亞裡士多德認為他們沒比“食草動物”強多少。為了擁有一份“完整的生活”，我們必須将行為與美德相結合，不斷完善自己并改進自己的技能。真正的幸福會随着我們在時間中打磨自己、追尋目标而浮現出來。“因為一燕不成春，一日亦不成春。”亞裡士多德說道，“同樣，一天或是很短的時間不能使我們享福又快樂。”他将時間本身形容為“發現之路上的好搭檔”，這既揭示了我們自身的本質，也揭示了世界的本質。

亞裡士多德說，友誼是美好而完整的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它促進理性與思想的分享。通過合理的、有建設性的行為，我們幫助友人實現他們的目标，而在此過程中，我們自身的理性品質，或者說我們的性格，也有所拓展。這自然會使我們幸福。同樣的原則也适用于我們生活其中的社區或城邦。通過努力使其改進，我們自然會加強自身的品格，我們的幸福感也因此增強。

最後，亞裡士多德将學習視為幸福的偉大來源之一——假使它不是最偉大的。因為學習使我們能夠充分表現我們的理性本質。在欣賞哲學或科學真理，并将之納入我們自己的知識的過程中，我們抵達了人之為人的頂峰。

亞裡士多德得出令人愉快的結論，那就是，幸福并非由命運或神明預先決定，人們可以通過在工作、努力或學習中有意識地将一種品德高尚的生活表現出來而經常地獲得幸福。“[我們]通過建築，”他說，“成為建築者，通過演奏豎琴成為豎琴演奏家。那麼同樣，我們通過公正的行為而變得公正，通過節制的行為而變得節制，通過勇敢的舉動而變得勇敢。”換言之，我們是在習慣中獲得成功的。

評價一個人的生活，不應以其起伏的狀态為依據，而應通過其發展與表現出來的持久性品德進行判斷。這才是衡量成功的真正标準。一個成功而快樂的人，他在培養美德上是堅定的，他使命運的無常變得無關緊要。正是這種堅定、高貴與氣度最為我們所敬仰。“與美德相一緻的活動控制着幸福。”亞裡士多德說。

行為與決定

柏拉圖認為，僅僅欣賞美德就足以令一個人高尚。但對亞裡士多德來說，一份好生活務必是将美德體現于行為之中：“正如奧林匹克獎項并非要頒給那些最好與最強的，而是要頒給那些競争者——因為隻有這些人是赢家——這也同樣适用于生活；在優秀與善良的人當中，隻有那些行為得體的人會赢得獎項。”

他對自願行為同非自願行為進行了區分。小朋友和動物會做出自願行為，但并不會做出真正的決定，因為這需要有意義的理由或思考。由于成年人具備審慎考慮和做出決定的能力，使用好這些能力（如追求一個要求我們限制本能欲望的目标）就将使我們感到我們正如所應當的那樣活着——像理性生命一樣專注于創造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可以渴望某事，但為了實現它我們必須決定采取特定的行動。而同樣，我們可以相信某些事情，但形成我們性格的還是行為。“無法自制的”人，亞裡士多德說道，其行為是出于欲望或悅人之物。相比之下，“自制的”人則“恰恰相反，其行為出于決定而非欲望”。

亞裡士多德還在行為和生産之間做了有趣的區分。生産的目的是一件物品，一件我們以外的東西，并且它要求運用手藝或是有技巧的操作。然而行為得體就是其自身的目的，且不需要帶來任何特别的結果。生産制造物件，生産過程中的技術導緻其質量更優或更劣，而行為，基于其品質，則能使一個人更好或更糟。因此，行為更加純粹也更加高貴。

盡管亞裡士多德區分行為和生産的觀點是由他在社會上的較高地位所決定的，但這一觀點亦有其當代含意。正如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所提及的，将我們自己想成是“生産者”和“消費者”，這是當代獨有的事。可我們的存在并非為了生産，而是為了對我們的社區或社會有所貢獻。這也正是為什麼《尼各馬可倫理學》這本表面上關于個人品德的書，卻有這麼多涉及友誼與公民責任感的部分。

如今在政府間很流行關注“國民幸福指數”，而不再僅僅是經濟産量。他們的顧問希望能從亞裡士多德關于好生活以及至善的思想中獲得指引，制定出可能為最多數人謀取最大幸福的政策。這是一種高尚的努力。不過，對于為個人幸福開出處方，我們應當有所警惕。正如亞裡士多德所教導的，每一個人，依據其所要發揮的屬于其自己的獨特潛力，都将會有一條不同的通往好生活的路徑。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在于将幸福本身當作一個尋求目标，而在于去追求對我們而言最富有意義的生活——而在此過程中，幸福将自然會随之而來。

亞裡士多德常常因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一些言論而遭到批評，因為他提到，間接因素如金錢、地位與家庭對幸福有着重要的貢獻。不過，他對于有意義的生活的關注卻告訴我們，一個人不必擁有這些條件才能對生活感到滿意或興奮。假使我們感覺到我們在為實現自己的最高職能而行動，我們就很難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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