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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貧困的幾點啟示

維克托·富克斯

Fuchs V R.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J]. 1986.

摘要: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和現行人口調查數據，按照一個固定标準和一個随國民人均實際收入變化的标準，描述和分析了1959、1969、1979和1984年的貧困性别發生率。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成年貧困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大幅上升，而且這一趨勢近年來有所加快，但這一觀點并沒有得到數據的支持。在1960年代，貧困的女性化程度相當高，但在1970年代，貧困的性别比例相對穩定，在1979年至1984年期間，婦女的比例有所下降。黑人的女性化趨勢比白人更嚴重，這主要是20世紀70年代不同趨勢的結果。對變化的統計分析表明，沒有男人的家庭中婦女比例的增加是貧困女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這一趨勢對黑人比對白人更不利的主要原因。

“女性化”是當前幾乎所有關于貧困的讨論中的一個關鍵詞。這是什麼意思？發生了嗎？如果是，什麼時候？原因是什麼？本文研究了1959年、1969年，1979年和1984年，18歲以上的成年人和25 - 64歲的未成年人。讨論和分析了白人和黑人的不同趨勢，計算了固定标準和随國民人均實際收入變化的标準的貧困率。貧困人口性别構成的變化被分解為部分家庭類型中貧困趨勢的性别差異所導緻的變化和不同家庭類型中人口分布變化所導緻的變化。本文還考慮了收入和貧困的替代衡量标準以及收入分配的替代規則如何影響“女性化”的結論。

數據和方法

本文研究的數據來自1960年、1970年和198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1980年3月和1985年3月的人口調查。由于目前的人口調查和人口普查的樣本和調查方法略有不同，直接比較198年的調查和以前的人口普查結果是不合适的。在本文中1980年和1985年調查之間的變化是與1985年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為便于在1959年至1984年整個時期進行比較而進行的早期人口普查。貧困女性化的定義是成年女性窮人。

另一種定義——相對于男性貧困的可能性，女性貧困的可能性增加。其他定義，如“女戶主和單身家庭中的所有人，不分性别”或年齡并沒有準确地解決婦女相對于男子的貧困問題。兒童和老年人貧困發生率的變化很重要，但從分析角度看，這與本文讨論的問題不同。

收入的定義是家庭成員在前一年從所有來源獲得的稅前現金收入。沒有對非市場生産(如家務或兒童保育)、附加福利(如雇主支付的健康保險費)或非現金轉移(如食品券)進行估算。這些因素對貧困發生率的性别差異的可能影響将在下文中讨論。

每戶家庭每年的貧困水平是根據人口普查局确定貧困線的官方權重确定的基于家庭中成人和兒童的數量。例如，有兩個成年人和兩個孩子的家庭的貧困線是有兩個成年人的家庭的1.51倍，是隻有一個成年人的家庭的1.95倍。一旦一個家庭被确定為貨币總收入低于貧困線，該家庭中的所有人都被定為貧困。隐含的假設是，在同一個家庭中，無論是誰提供收入，收入都是男女平等分享的。

在衡量貧困的官方方法中，貧困線的變化隻是為了反映€價格水平的變化；也就是說，實際上有一個“固定的标準”根據這種觀點，貧窮意味着失敗達到由食物、衣服、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需求所決定的絕對收入标準。這個标準不會随着時間而改變。

另一種觀點認為，随着國家總體生活水平的變化，貧困标準也應該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我對貧困有過這樣的看法，他寫道：“我所理解的必需品，不僅指那些維持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商品，還包括任何一個國家的習俗，即使是最低級的有信用的人，沒有這些東西也是不體面的。”因此，在某種經濟發展水平上，鞋子可能是必需品；在更高的層面上，自行車；在更高的層次上，一部電話、一台電視機和一台冰箱可能被認為是最低生活标準的一部分。

曆史記錄支持不斷變化的标準方法。每一代人都傾向于根據當代生活水平重新定義貧困。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最嚴重時期，羅斯福總統指出，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吃不飽、住不好、穿不好”。當時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誇張，但在羅斯福時代，可能有三分之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經價格變化調整後)低于20世紀60年代初設定的官方貧困标準。因此，本文除了使用固定的标準，也報告了“變化的标準”下的貧困發生率，反映了整個經濟的實際人均收入的變化。

貧困趨勢是為25-64歲以及18歲及以上的人計算的。後者更全面，但前者可能更有助于突出貧困中的性别差異。25歲以下的收入比較并不能可靠地反映一生的經濟生活水平，因為許多年輕人還在上學；他們目前的收入可能遠低于他們一生的平均收入或目前的水平。

活着的意義。此外，一些年輕人選擇他們的第一份全職工作，部分是因為它提供的經驗和培訓；因此，他們的名義工資不足以衡量他們的總薪酬。例如，如果大學和研究生院的女性/男性入學率發生變化，18-24歲的貨币收入指标可能會對經濟環境中的真實性别差異産生誤導。金錢收入也可能是衡量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一個有偏見的指标，部分原因是業主自用住房等資産的價值沒有包括在内。

此外，諸如住房補貼和醫療保健等非現金福利也非常昂貴，這對許多低收入的老年人來說意義重大。為什麼成年窮人中女性的比例總是超過50%,為什麼這個比例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按家庭類型分列的男女分布情況和這些家庭的貧困率中找到。平均來說，男人掙的錢明顯比女人多。然而，如果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活着。

在兩性家庭中，女性窮人的比例始終約為一半，因為貧困衡量标準假定家庭中男女平等分享收入，正是單性家庭存在以及這類家庭中婦女的收入低于男子，決定了貧困的女性化。

在白人當中，貧困的女性化隻是20世紀60年代的現象。自1969年以來，女性白人窮人的比例實際上已經大幅下降。這一下降完全歸因于按家庭類型劃分的貧困率的變化；不同家庭類型的人口分布變化對白人女性稍有不利。在黑人中，貧困率和人口分布的變化導緻了20世紀70年代貧困的女性化。

1979年至1984年間，由于貧困率的變化，白人和黑人的貧困婦女比例都有所下降；男性貧困發生率的增長速度相對快于女性。事實上，對于沒有子女的單性家庭中的婦女，貧困率(18歲以上，固定标準)實際上從24.1%下降到21.2%，而男性的可比貧困率從12.5%略微上升到12.8%。貧困統計數據無疑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中男女的不同趨勢。1979年至1983年間，平均每小時收入的男女比率史無前例地上升了5個百分點。此外，20歲及以上男性的失業率從4.2%上升到6.6%，而女性的相應比率僅上升了一半，從5.7%上升到6.8%。

表6顯示了1959年至1984年間按家庭類型分列的貧困百分比的變化。正如分解計算表明的那樣，總的來說，對所有種族來說，這些變化對女性和男性來說是一樣的。然而，根據家庭類型、年齡組和貧困标準的不同，在變化方面存在一些性别差異。在沒有孩子的單性家庭中，女性的下降幅度幾乎總是大于(或小于)男性。黑人尤其如此:黑人婦女的變化從-29.4到-11.5個百分點不等，根據不同的年齡組和不同的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從-11.5到 3.7個百分點不等。在類似情況下，有孩子的單性家庭中的黑人婦女相對于黑人男子也表現出顯著的收益，但後一群體非常小。與黑人不同，有孩子的單性家庭中的白人婦女與他們的男性同伴相比并沒有表現得特别好。

替代措施

本文中提出的貧困女性化的衡量标準來自于一個特定的收入定義和一套特定的貧困線。推測一下如果使用替代定義和阈值，衡量标準會有什麼不同，這是有意義的。

使用稅前收入而不是稅後收入可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貧困婦女和男子都不繳納多少所得稅。類似地，沒有包括附加福利的估算可能并不重要，因為這些福利對于貧困人口來說可能很小，并且通常男女在勞動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大緻相等。

非現金轉移的省略可能更重要，尤其是對于l8 類别；這些轉移中的大部分都給了2 5英尺以下或6英尺以上的家庭。作為收入的一部分，性别轉移對女性來說可能比男性更重要；因此，将她們包括在内會降低女性窮人的比例，特别是在1969年和1979年。這些轉移在1959年相對較小。

可能是現金收入作為衡量，經濟福利忽略了家庭生産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對于所有家庭(貧困和非貧困)，家庭生産的價值估計約為貨币收入的一半。

這一比例可能高于低收入家庭，而且可能在女性單性家庭中最高。因此，在收入的定義中包括家庭生産會降低，身為女性的窮人。然而，在白人中，1959年的下降幅度最大，随着單性家庭中更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下降幅度會逐漸變小。綜合考慮收入衡量标準的四種可能的修改----稅收、附加福利、非現金轉移支付和家庭生産----看起來貧困婦女的比例可能低于本文提供的數字。然而，由于非現金轉移和家庭生産的抵消趨勢，這一統計數據的趨勢可能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本文中使用的官方貧困線是由莫莉·奧爾尚斯基根據對有不同數量的成人和兒童的家庭的食物成本估計，11一些任意的選擇是包括重要的一條，即一個人家庭的貧困線應該是兩人家庭貧困線的80%左右。其他調查者在成人同等尺度上的研究已經對收入需求如何随着一所房子裡的成人和兒童的數量而變化的問題産生了廣泛的答案hold.12因為沒有關于“正确尺度”的共識，所以它是如果使用不同的相對貧窮門檻，可以問一下關于貧窮女性化的結論會受到什麼影響。

嘗試了兩種可選的加權方案。其中一個假設了規模經濟與官方的體重相似，但是成人的收入被認為是兒童的兩倍。另一個方案假設兒童和成人的需求相等，沒有規模經濟。在任一選擇下，女性窮人的百分比低于使用官方門檻值時的百分比，但對于所有三種加權方案來說，貧困女性化的趨勢實際上是相同的。

本文結論的另一個可能的修改來自于對家庭内部收入分配規則的考慮。當兩個或更多的成年人在同一個家庭時，每個人的有效收入部分取決于他們的總收入如何分配。官方的貧困統計數據隐含地假定，無論誰提供收入，收入都是平等分享的，本文件遵循了這一假定。偶然的觀察證實了這一點，即同一家庭的成員通常消費相似數量的住房、食物、衣服、其他商品和服務，即使他們對總收入的貢獻不相等。

然而，平等分享假設确實給經濟分析帶來了問題，因為它意味着當兩性家庭中的婦女增加她們對家庭收入的貢獻時，對她們的相對經濟福利沒有影響。從經濟角度來看，提供收入的人可能對收入的處置有更大的控制權。與平等分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們可以假設收入是共享的。

成年人對家庭收入的貢獻比例。平等分享和按比例分享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假設，但大多數其他假設産生的結果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案例。

如果按比例分享，婦女窮人的比例将比平等分享高得多。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一比例将會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因為在這一時期，婦女的貨币收入比男子的增長要快得多。1959年至1979年間，勞動參與率上升主要是因為女性就業率為，就像男人的衣服一樣。強勁的就業趨勢仍在繼續；此外，每小時收入的女性/男性比率大幅增加。

這項對1959年至1984年間貧困女性化的調查在時間、程度和原因方面得出了一些驚人的結論。婦女在窮人中所占比例大幅增加，但這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而不是通常所說的70年代或80年代。相反，在1969年至1979年期間，這一比例相對穩定，然後在1979年至1984年期間有所下降。在整個1959-1984年期間，白人的變化範圍從 3.6個百分點(18歲以上，固定貧困标準)到-1.7個百分點(25 - 64歲，€y的變化标準)。

黑人的女性化趨勢比白人更為嚴重，在20世紀70年代，黑人窮人中女性的比例繼續上升，盡管沒有20世紀60年代那麼快。在整個25年期間，黑人的變化範圍從 8.5個百分點(25-64歲，固定标準)到 4.3個百分點(25-64歲，變化标準)。

關于原因，确實發生了貧困女性化。并不是女性勞動力市場條件比男性更差的結果。女性化的部分原因是統計上的人為因素:在一個固定的标準下，當收入增加時(即當貧困線下降到收入分配的一個較低點時)，貧困婦女的百分比也會上升。實質上，單性家庭中婦女比例的增加是貧困女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這一趨勢對黑人比對白人更不利的主要原因。

總的來說，按家庭類型劃分，男性的貧困率趨勢并不比女性好，在1979年至1984年期間，情況明顯更糟。這是相對有利于婦女的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結果----每小時收入的女性/男性比率大幅上升，女性失業率的上升幅度小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