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經過商鞅變法之後，雖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買賣，但一個制度從制定到落實是有一定過程的。秦統一六國後，實際上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掌握在國家手中，國家通過獎勵軍功，将土地賞賜給功臣；并通過“授田”的形式，将土地授給百姓耕種，以此收取租稅。

商鞅畫像

由于秦朝統治者奉行皇權至上思想，國家财政權力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加上秦朝皇帝好大喜功， 不顧現實中百姓的生産狀況和基本生活需要，過度賦斂，以緻百姓揭竿而起，加速秦朝的覆滅。本文分析秦朝的賦稅制度和賦稅的征收管理，探究其背後的曆史教訓。

1. 田租

田租，也叫田稅。公元前408年，秦簡公在位時期，秦國實行“初租禾”制度，這是秦國按田收稅的開端，但是并不能确定此時有“田租”之名。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國商鞅變法之後，就有“田租”之稱了。

它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征稅，一是通過土地面積收稅，即以“百畝”為計量單位進行征稅；二是“舍地而稅人”，這句話并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不收田稅隻收人頭稅，而是說哪怕國家沒有給百姓授足百畝地，百姓也要按照百畝地的标準交稅。

田租稅收的實物有兩項，一是“禾稼”，也叫禾粟，菽粟等，屬于谷類作物，古文中講的“入禾稼”，就是交田稅的意思。二是刍稾，指刍草與禾稈，主要是用以喂養牲畜的草料，因為秦朝馬匹和牲畜數量衆多，因此刍稾也是一項重要的稅收。一般來說，刍稾是禾稼的附屬品，屬于附加稅，計田收租。商鞅變法之後，會根據不同地區的土地優劣狀況實行定額稅制。土地貧瘠的地方所交的稅比土地肥沃的地方少，有些土地貧瘠的地方也可能隻征收刍稾，而不收禾稼。

關于田租的租率，史書中并無明确記載，但可以推測是，秦的稅率應是結合産量和租率，規定一個固定租額，即實行定額租制。因為産量受地區氣候，百姓勤勉程度等因素影響，面對大量的佃農，單純的實行分成計征方式計算租額顯然不太可能。

過去有人為，秦代的租率為“什五稅一”。但由于史料有限且相關記載中矛盾點衆多，因此沒有采納“什五稅一”的說法。根據現有的資料，大多數學者認為秦的租率應該是“什一之稅”，就是百姓要向将十分之一的收成作為稅額上交給國家。

根據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簡記載：“度禾、刍、稾而不備十分一以下，令複其故數；過十分一以上，先索以禀人，而以律論其不備。”

根據記載所說，谷物、刍稾沒有交足十分之一的，就要按照規定補足；而交足十分之一的，則先全部發放給領用的人，再依法處理缺數的問題。其次，戰國時期各國實行的大多都為“什一之稅”，這是當時普遍的租率标準。一直到秦統一六國，也沒有在史書上發現關于更改田租率的記載。

2. 賦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殷周之時，有賦有稅。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宗廟郊社百神之事，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早在殷周時期，便有賦的記載，并且在大量的史料中，我們發現，“賦”在古代其實是軍役和軍用物品的專稱。如《周禮·大司徒》中：“賦，給軍用也。”或《漢書·刑法志》中：“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這樣的例子，在先秦典籍中尤為常見。

秦孝公十四年，頒布了“初為賦”法令，“初為賦”中的“賦”，所指是“戶賦”還是“口賦”，學術界的對此有很大争議。但是，筆者認為，這裡的“賦”應該是指“戶賦”。因為在秦國的法律中是用“戶賦”這個概念的。而口賦，大概是後面新設的制度，或者是由戶賦轉變而來。

由于秦朝的常制為“口賦”，所以本文介紹的重點也是口賦。關于口賦的制定，原因大概有兩點：一是随着國家戰事增多，需要增加财源以維持國家運轉；二是按人頭數收稅，不論年齡大小，不論貧富與否，都必須交稅，此舉擴大了賦稅負擔面，使統治者可以從更多地方榨取錢财，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秦惠文王之後，口賦的征收形式以錢為主，布匹為輔。關于口賦定額，秦的相關文獻中并無專門的記載，但在一些史料上有談及口賦的稅額，各地的标準不一樣。秦惠王并巴中時，稅額大概是每人一百八十錢，比較偏遠的黔中郡地區稅額為四十錢。至于廣大内地的稅額，并無詳載。漢朝對口賦的記載更為詳盡，漢初稅額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漢朝7到14歲的兒童也要交稅，每人每年交20錢。漢武帝時期，由于軍費不足，起征年齡降低至3歲，稅額為23錢。

秦朝除了常制的“口賦”，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賦稅類型。如：

（1）罰賦

秦律規定，如果已經成年的男子不分家，即出現“民有二男”的情況，則一個人要交兩倍的賦稅。

（2）更賦

在商鞅變法前，“更”是徭役的名稱，替代徭役的賦稅就叫“更賦”。因為秦律規定，男子到達服役年齡後，需要給郡縣服役一個月，又叫“月為更卒”。但不是人人都親自去服役，有些人就會出二千錢雇人替他去服役。此外還有一種“日更”，即“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之役，這種就更不可能人人都親自去服役了，不去服役的人，要每年“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秦軍

并不是所有的徭役都可以請人替代，在秦的律法中，隻有“一月一更”之役和“戍邊三日”之役可以請人替代。嚴格來說，前者花錢請人代替服役，這種“雇更錢”并不能叫“更賦”，因為這并不是官府規定的，這隻是雇傭者與被雇傭者之間的自由雇傭關系；而不親自去服“戍邊三日”之役，每人每年要向國家繳納三百代役錢，交了代役錢，就算服過了“戍邊三日”之役。

除此之外，秦還有很多雜稅，如以商賈為課稅對象的關市之稅；面向鹽、鐵、酒、肉等民用必需品所征收的商品稅；從名山大澤中獲得的木材、特産、魚類、飛禽走獸、礦脈資源等，都要交所謂的山海池澤之稅，也叫漁采畜牧稅，稅額為物品利潤的十分之一。

秦末農名大起義

秦的賦稅制度，其征收範圍包括商賈貿易、農業生産、漁業畜牧等方面。賦稅結構趨于完善的背後，是百姓苦不堪言的現狀。

二、賦稅的征收管理

秦統一全國後，為加強皇帝對地方的控制，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廢除分封制，在全國推行郡縣制，既實現了中央權力的高度集中，又保障了賦稅的征收。

1.負責征收的機構

秦統一中國後，實行郡縣制，中央統領地方，地方拱衛中央。地方行政機構分郡、縣兩級，郡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機構，負責全郡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收稅。郡以下的一級行政機構是縣或道，内地設縣，少數民族設道。秦制滿萬戶以上的縣設縣令，不滿萬戶的設縣長。管理賦稅是縣長、縣令的職責。縣以下分設的鄉、亭、裡，據《百官公卿表》記載，十戶一裡，有裡長；十裡一亭，有亭長；十亭一鄉，有鄉長。其中鄉佐、鄉啬夫、裡正，負責收取賦稅。

2.保障賦稅征收的獎懲措施

為保證賦稅的順利征收，秦建立了嚴密詳盡的法律制度。《秦律十八種·倉律》中記載，谷物入倉之後，要用一萬石為一積，用籬笆隔開，設置倉門，由縣啬夫或者丞和倉共同封緘。谷物出倉，如果不是原來入倉人員來出倉，要令加稱量，稱量結果與題識符合，就可以出倉。此後如果有數量不足，則要出倉者賠償，如果有剩餘，就要上交。如果糧堆上長蟲了，要重新堆積，不能使谷物敗壞。

秦法不隻是嚴格，它劃分的也特别細。比如說，倉庫門沒關緊，縫隙可容納一指的，罰；倉庫的窗戶沒關緊，縫隙可容一指的，罰；倉庫裡的草墊下有糧食掉落，罰；倉庫裡有老鼠洞，罰；糧倉管理不善導緻糧食黴變的，罰等等。雖然秦法嚴格，但是對于績效好的，也有獎賞。

《廄苑律》中規定：每年的四月、七月、和正月評比耕牛，成就優異的，賞賜啬夫酒一壺、幹肉十條，飼牛者可以免除一年更役。

三、秦代賦稅的曆史教訓

商鞅變法時，商鞅提出重農抑商的主張，重視農戰，獎勵耕戰。但到了秦始皇掌權時期，秦始皇賦斂過度的舉措，導緻秦朝内部社會矛盾激增，百姓苦不堪言。秦二世登基之後，百姓的生活狀況仍并未得到改變，最終引起社會動亂，加速了秦朝的滅亡。其背後的曆史教訓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

1.王朝過度集中權力的弊端

中央權力的集中，使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雖然秦朝依法治國，行政皆是以法律為依據，但法律無法制約皇權，這也是造成皇帝獨斷專行的原因之一。當一個國家的行政權力、财政稅收全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時，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秦始皇像

高度集中的财政體制，在實行上也存在隐患，君王竭盡天下的财富供養王朝，卻這依然無法滿足統治階級無窮盡的私欲。秦始皇為彰顯自身功績，展示自身威嚴，未考慮百姓日益增加的生活負擔，大興土木建造宮殿、修築陵墓，既給國家帶來巨大經濟負擔，又給百姓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

2.賦斂無度，加速王朝覆滅

經過長期的戰争，百姓已經苦不堪言，急需調養生息。雖然修築長城，修建馳道等工程有助于國家發展，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對人民、對統一中國都是有益的。修築宮室陵墓也能起到顯示皇家威嚴，震懾宇内的作用。但不管多麼宏大的工程，它的意義多麼重大，百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君主與民衆之間的“度”是個很微妙的東西，君主既能從百姓身上索取更多，又能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能過得下去，王朝的統治才能穩定。賦稅制度的制定，需要考慮現實中百姓的實際生産力，若賦稅值太高使百姓無法保持最低生活水平，那這個王朝的結果也是可以預見的，超過實際情況，無限制的剝削，必然加速王朝的覆滅。

總結

國家與民衆之間，不應該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得民心才得天下，國家的穩定與長治久安需要民衆的支持，任何不考慮民生妄自尊大的行為，對于政權來說，都是一個緻命的隐患。

---

參考文獻：

《秦代租賦徭役制度研究》

《秦自商鞅變法後的租稅徭役制度》

《秦漢賦稅制度》

《百官公卿表》

《倉律》

《法律答問》

《漢書·食貨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