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海明威有所謂的“冰山理論”，其要點在于“冰山在海裡移動很是莊嚴，這是因為它隻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也就是說，作家筆下的可見文字其實隻有“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的思想、情感隐藏在那些文字背後，其中包括行為、應對方式、感受、觀點、期待、渴望、自我等不同層次。主持人亦然，當主持人面對鏡頭侃侃而談時，個人的閱曆、修養、學識、态度均一覽無餘，難以掩蓋。

北京人藝表演藝術家蘇民先生将表演看成一個圓。這個圓裡又包含了三個“同心圓”，除了“技巧”以外，“閱曆”和“學養”兩項占據重要位置。這一理論對節目主持也有昭示作用。口吐蓮花，滔滔不絕對于主持人來說其實并不難，難的是如何讓自己的表述擁有充實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體現一個主持人的智慧和學養，避免說一連串流利的廢話，從而彰顯一個主持人的個性特點。就像“東方甄選”主播在直播推薦鲥魚時，引用某位作家平生“三恨”之說：“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鲥魚多刺；三恨紅樓未完。”寥寥數語，将一個商業化的售賣注入些許文化元素，使之成為一種文化行為，引得公衆關注。從這一例子可以看出，學養對于大衆傳播的有效達到，起到推波助瀾作用。而閱曆則是要随時以觀察的眼光審視周圍社會，而非沉浸于自身的生活小圈子。

一個主持人所主持的節目或許會涉及文學、戲劇、影視、考古、社會、法律等不同領域，因此其職業生涯必須永遠處于“更新”狀态。雖然受制于時空限制，主持人難以成為每一個領域的研究專家，但至少應該做到“觸類旁通”。就本人實踐經驗而言，自己的醫學背景對于做主持人有利有弊，所謂“利”就是擁有敏銳觀察能力和極強邏輯思維能力；所謂“弊”就是缺乏“文史哲”系統學習。因此，每當接到一項任務，都告誡自己：這也是你第一次面對鏡頭；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參與主持。因為，無論是“第一次”，還是“最後一次”，都必須胸懷敬畏之心，以戒慎恐懼的态度應對工作。如何讓主持無限接近至善至美境界，毫無捷徑可走，惟有依靠紮實的案頭工作，才能做到脫胎換骨，常做常新。也許有的時候，盡管付出種種努力，仍然“一知半解”；也許對某一領域的學問理解尚處淺嘗辄止階段，但是，當你在不同領域辛勤耕耘時，某時某刻，或許會從“漸悟”躍升為“頓悟”，豁然開朗。主持人不是“短跑”，而是“長跑”，在一次又一次積累中，完成自我蛻變。故此，平日裡也常常告誡自己，一要“以最快速度進入一知半解”，二是“薄積厚發”。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嘗試自我更新叠代，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說，主持《斯文江南》的确是一次新的挑戰。

《斯文江南》第一季涵蓋紹興、蘇州、上海、杭州、宣城五個文化名城，數十位曆史文化名人，前後涉及相關資料大約五百萬字。作為主持人，不僅要在嘉賓和觀衆之間、文化學者與演藝嘉賓之間做好橋梁作用，在雅與俗之間把握好分寸，自身也要對所述人物，以及城市曆史文化有着透徹的理解，在推進節目發展同時，可擔綱内容輸出者，但又要認定主持人在節目中“綠葉”地位，不能幹擾學者與嘉賓正常表述，而隻是起到拾遺補缺作用。就拿“通彙上海”那集來說，導演選取徐光啟、李叔同、巴金和蕭紅。如何将這幾位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四位不同時期曆史人物串聯成為一體，尋找出共同文化底色，頗費周章。經過近百萬字文本閱讀、研究，再加上過往積累，從上海這座城市自明代以來求真務實科學精神，海納百川文化特質來串起節目主線。譬如徐光啟，過去單純強調其對于《幾何原本》翻譯，但這次翻閱大量文獻資料，并前往徐光啟紀念館實地考察，向李天綱等專家虛心求教，發現徐光啟在水利建設方面和番薯種植方面厥功至偉，将南方水稻種植技術引至北方，而番薯的種植成功，導緻明清時期人口劇增。此外，他對西方紅衣大炮的引進，使得袁崇煥得以擊退努爾哈赤的進犯。闡述弘一、巴金、蕭紅與上海的關系，則從1912年-1934年時間軸線上去尋找規律。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後，逐漸形成趨時創新，中西融合，商業意識和市民趣味的城市特征。弘一（1912年二度來滬）、吳昌碩（1912年）、梅蘭芳（1913年）、巴金（1923年）和蕭紅（1934年）在短短二十餘年相繼來滬，可見上海對于全國各地知識分子的吸引力。我們力圖從橫切面分析文學藝術家在上海的創作，從縱切面梳理城市發展規律，以及人與城市相互關系。當然，主持人在節目最終呈現的可能僅僅隻是案頭準備的10%，但沒有那冰山下的90%，便不可能做到從容淡定，娓娓道來。主持人不能淪為朗讀文本的機器人，而是要依靠冰山下的堅實基礎，莊嚴地主導節目往前推進。

冰山下的一角，是主持人螺旋式上升必不可少的推進器。（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