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的75年間經曆了唐代宗到唐武宗九個皇帝,官至刑部尚書,留下的文學作品近百萬字。
這其中,詩歌約3000首,在當代詩人中可算個中翹楚。而讓世人更為探究的是,其在當時的黨派之争中,居然可以“安然無恙”。其實,從他的詩歌中,便可窺知其中原因。他遠離矛盾,采取“中庸”之道,以一種“度身世外”的超然姿态,絕不參與黨争。
天寶十四載(公元77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之後,這場叛亂更是持續了八年之久。原本積蓄已久的各類矛盾,及社會危機瞬間激化,使得當時大唐的國力、民生都遭到了重創。《舊唐書·劉晏傳》記載,“五百裡中,編戶千餘而已”,一片蕭條凋殘慘狀。
自此,藩鎮、宦官、朋黨成了當時社會的“橫行勢力”。
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任職任校書郎。于是,注定了其仕途生涯不可避免要糾纏于派系之争。而戰争前後的巨大社會反差,也讓其心态瞬間被扭轉了。都知道,詩歌是抒發心志、理想的載體,要真正讀懂詩人的作品,就需要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洞悉詩人的創作動機,才能把握詩人所表達的情感。
當時,不少文人無法“置身事外”,作品或多或少都會感慨時事一番,可是,白居易卻是一個“另類”。
白居易所處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當屬牛李黨争了。牛李黨争,又稱“朋黨之争”,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為首的官僚集團之間争奪權勢的宗派鬥争。
“牛黨”,大多科舉出身,門第低微,勤學苦讀獲取一官半職,屬于庶族地主。
“李黨”,大多世家出身,門庭顯赫,依靠背景進入官場,屬于“門蔭”出身。
從表面上看,是“庶族”和“士族”的争鬥,但其實,兩黨在政治見解上的分歧也很大。
矛盾主要集中在兩方面:
第一,何種途徑選拔官僚,“牛黨”力推科舉,“李黨”堅持“門第出身”。當時,李德裕的觀點是,公卿子弟自小熟悉官場,做官自然就輕車熟路。
第二,在藩鎮問題上,對于不聽話者,“李黨”主張以“打”立威,而“牛黨”則要息事甯人。
除此,兩黨之争,不可避免會牽扯個人恩怨。一方上台,另一方被踩在腳底。因此,“牛李”兩黨在唐穆宗、唐宣宗時期,輪番掌政,相互傾軋,進一步加劇了統治危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列舉了大量史料。
可見,當時的政局,由于政治勢力的對立,動蕩異常。
那麼,白居易的立場呢?
簡單來說:中立、調和。
而陳寅恪先生卻論定,白居易為“牛黨”。因為,有學者從其門第出身、官場态度、仕途命運,以及其詩集舉證。
就詩歌來看,他和“李黨”生分,文字上的“交往”,隻有一首《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
剪削幹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
近來吹者誰得名,關璀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樂童年十二。
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
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
山頭江底何悄悄,猿聲不喘魚龍聽。
翕然聲作疑管裂,诎然聲盡疑刀截。
有時婉軟無筋骨,有時頓挫生棱節。
急聲圓轉促不斷,轹轹辚辚似珠貫。
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
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雲飄蕭。
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
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群。
衆音覙縷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軍。
嗟爾陽陶方稚齒,下手發聲已如此。
若教頭白吹不休,但恐聲名壓關李。
盡管,他讓自己避免陷入政治上的争鬥,但外界的這些紛争必然會影響到他的詩歌創作,而白居易的創作自然離不開他的仕途背景,分析對比其詩歌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和階層的某些特質,因為,那個時代造就了他,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和他正直向上的心态。
對比之下,白居易的詩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變化:
首先,内容的變化。
長慶二年以後,他的詩歌中少有反映時事,題材大都集中在山水、友人思念等感傷、閑情之作。
雖然,他因病被免蘇州刺史,但并不感傷自己的遭遇,反倒訴說自己的“知足”:
“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
——《白居易集》之《序洛詩》
除此,他更是屢屢以作品抒發其對所處時代以及自身的滿足:
“我今對鱗羽,取樂成謠詠。
得所仍得時,吾生一何幸!”
——《春日閑居三首》之二
“勿言舍宅小,不過寝一室。
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
如我優幸身,人中十有七。
如我知足心,人中百無一。”
——《狂言示諸侄》
其實,這些詩在後人眼中,少了“豪邁”淪為了“庸俗”,除此,他還有不少“乏味”的創作。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覺閑眠百病消。”
——《閑眠》
甚至于,他還公然支持庸人哲學:
“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于我身。”
——《讀道德經》
由于,這的些大量類似“庸俗”之作,他也被人批評晚年堕落,隻顧自身生活安逸,惘視當時社會現狀。當然,也有人認為,他隻是用詩歌記錄自己的日常生活,這些不過是其生活和心态的自然描繪罷了。
但寫詩的目的,終究是其心态的一種文字表象。
他的政治立場是“中立”,作品自然會遠離“政治”,若是抒發不滿,就等于是一種指責。
既然選擇遠離,那作品必然會“庸俗”了。
但這種“知足”,何嘗不是一種“不滿”的“變體”?
張安祖先生曾分析過,他是以表面上的“樂”來粉飾自己内心的“憂慮”。他不願意和這些“勢力”“共事”,雖以隐居方式來“逃避”現實,但心中的“理想”卻是無法“疏解”,隻得依靠自身力量,嘗試用“俗人”的心态去看這個世界,用“知足”的認識讓自己“平庸”。
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白居易轉而尋求精神的慰藉,如:參禅、學道和飲酒。就如《對酒閑吟,贈同老者》所說:
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
遠行将盡路,春夢欲覺時。
家事口不問,世名心不思。
老既不足歎,病亦不能治。
扶持仰婢仆,将養信妻兒。
饑飽進退食,寒暄加減衣。
聲妓放鄭衛,裘馬脫輕肥。
百事盡除去,尚馀酒與詩。
興來吟一篇,吟罷酒一卮。
不獨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雲液灑六腑,陽和生四肢。
于中我自樂,此外吾不知。
寄問同老者,舍此将安歸。
莫學蓬心叟,胸中殘是非。
其次,藝術形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他的作品中鮮有七言古體詩。這種詩體,主要用來叙事以及抒發豪邁情感。隻是,那時的他,深受黨争的影響,拒絕議論政事,情感很是平靜。所以,很少創作七言古詩。而是創作了大量、篇幅短小的近體詩絕句。
除此之外,面對朝中“甘露事變”這樣的重大“政事”,他依舊平靜,所寫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詩。
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塵。
每遇凄涼事,還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煉金銀。
睡适三屍性,慵安五藏神。
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正如:“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由此可見,他對于朝中發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經“無動于衷”,或者說,他對朝廷已經不再抱有什麼幻想, 所以,“懶得啰嗦”。
最後,表現手法的變化。
其實,他還創作了大量的寓言詩,如《池鶴八絕句》、《鶴答雞》、《烏贈鶴》等。他之所以如此創作,是想用這樣的形式,隐晦表達自己的觀點及志向。
雖然,他憎惡官場上的虛僞、貪婪及庸俗,但卻“受困”于官場的影響,處境極為尴尬。于是,他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首句标其目,卒章顯其志”,而是采用這種方式來說出自己的“愛憎”。
由此可見,白居易在政治上的态度轉變就是因為黨派之争,他看清了官場的“黑暗”,徹底對政治失去信心,最後,不得不選擇逃避。所以,其後期的作品中基本不涉及政治,與其前期作品《新樂府》、《秦中吟》,這些富有鬥志的詩篇就形成了對比。
雖然,那些作品通篇充滿着“滿足感”,但卻無法真正感知輕松,一種低迷的情緒始終揮散不去。
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白居易縱有豪情壯志,也隻得壓抑在字裡行間。
參考資料:
【《舊唐書‧白居易傳》、《唐才子傳》、《論白居易的諷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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