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那封從漢代寄出的信，“找”到信封了

——甯波首次出土簡牍類文物

圖為封檢。通過紅外掃描，“王仲郵棨”四字清晰可見。甯波市文化遺産管理研究院供圖

“這是甯波地區考古發掘首次發現簡牍類文書！”甯波市文化遺産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員、餘姚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項目負責人許超激動地說道。

曆時4個月，甯波近日發布了餘姚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項目考古成果。經專家鑒定，這是一處具有鮮明瀕水特征的漢六朝文化遺址，共發現遺迹十餘處，出土各類遺物300餘件，并發掘了封檢、木觚等簡牍類文書。透過一枚枚小小的簡牍，可以穿越時代，一窺甯波先民的生活百态。

這是一處臨水而居的基層聚落

今年7月，經國家文物局批複同意，甯波市文化遺産管理研究院聯合餘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複旦大學、四川大學等多家單位，對餘姚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項目進行考古發掘。遺址位于餘姚城區花園新村地塊，面積為2000平方米。

花園新村建造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由多家單位聯合籌建的居民小區。發掘表明，該地塊原始地貌北高南低，北側為受潮汐活動影響而形成的灰黃沉積土高地，南側為寬廣的水域。“我們認為，這是一處臨水而居的基層聚落。”許超表示。遺址裡共發現了河道、臨河護岸、木構設施、灰坑等遺迹十餘處，其中河道、臨河護岸等線索全部指向瀕水環境。

在臨河護岸的四組遺存中，1号護岸由南北兩組木樁構成，全長約12米，木樁内側置橫木或橫向疊置竹竿；2号護岸位于1号護岸南側，間距約5.7米，東西長28.1米，中部還見有伸向南側水域裡的兩排木樁。“我們推測，古人可能在1号護岸的兩組木樁之上搭建木闆形成棧道，橫木和竹竿起着擋土的功用，而伸向水域的2号護岸則是供舟船停靠的棧橋式碼頭。”許超說。

“以往考古發掘對象大多是墓葬、城址、窯址等，基層聚落發現較少。”許超認為，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的考古發掘是浙江地區漢代基層聚落考古的重大收獲，對于全面認識本地區漢文化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遺址瀕臨明清時期的餘姚南城，與東漢晚期以來的餘姚縣城隔江相望，可以說是餘姚南北雙城的雛形，對研究餘姚古代城市發展也具有重要價值。

這封古老的信是寄給誰的

在餘姚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出土的300餘件遺物中，大多數為漢代遺存，也有少量的六朝遺存。

在出土的青瓷器中，可辨器型有兩晉、南朝時期的越窯青瓷盞、湘陰窯碗；陶器以泥質黑陶、灰陶器為主，主要器型有罐、盆、缽等生活類器皿以及紡輪、網墜等生産用具；銅器有五铢、剪輪五铢、貨泉、大泉五十等銅錢及銅削、銅環等；木器有盆、梳篦及各類加工後的建築材料；骨器也有零星出土。

本次發掘過程中還出土了封檢、木觚、正反面墨書的木闆各一件，為甯波地區首次。在紙張還沒有得到大規模普及的漢朝時期，書寫材料主要是簡牍。但這類遺物多見于湖南、湖北，東南地區比較少見。

其中，封檢殘長22厘米、寬5.6厘米、厚0.8厘米，底部有封泥匣、穿孔和溝槽。許超表示，古時為了将送遞的公私文書保密，人們會用一枚木簡覆蓋住内容，并押上封泥，如果有人擅自開啟，便有迹可查。這種起着封緘作用的木簡被稱為“檢”，相當于今天的信封。檢面上，通常題寫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寄送方法。不過這次沒找到信件内容。那麼這封信是寄給誰的呢？

經紅外設備掃描，封檢上的字迹清晰起來，或可釋讀為“王仲郵棨”。許超推測，這可能是寄給一位叫“王仲郵”的人的。“棨”就是開啟，意思是這封信指定由他來開啟。

150餘字的祭禱文都寫了什麼

出土的簡牍類文物中有一枚木觚，全長46厘米，由一根木材縱剖而成，正面六棱五行，五行皆有隸體墨書。讓許超感到興奮的是，這枚木觚雖有些殘缺，但還能分辨出150餘字，相較另一份雙面寫有墨書、卻隻能辨出“長孫”二字的木闆來說更有價值。

簡牍有竹、木兩類。圓木被削成柱狀的多面體，被稱為觚，是簡牍中比較特殊的一種。木觚有三棱、四棱、六棱甚至八棱多種形狀。通常，木觚各面寫了還能再削，削了可以再寫，如此反複，于是有些木觚的棱就不明顯了。但這枚木觚棱角分明，有些特殊。首先，木材上刷有朱漆，意味着已經“定稿”，不會再動刀。其次，木觚上的字是一次書寫而成的。

對木觚進行初步釋讀可知，其内容為東漢永平十七（公元74）年“天帝使者”為餘姚縣官□（注：該字難以辨認）鄉臨江裡男子孫少伯祈福禳病而告社君的文書。許超解釋道：“這一年，在餘姚縣官某鄉臨江裡，一位名叫孫少伯的人病了。于是天帝使者以祈神的方式，給孫少伯寫了一篇祈福驅災的文書用來祭祀。”

天帝是東漢時期的至上神，天帝使者則是天帝信仰的衍生物，這類文書常見于東漢時期的鎮墓文、買地券中。許超說，餘姚曆史悠久，文化燦爛，這些木觚、木闆不僅是餘姚作為東南名邑、文獻名邦的實證，更是研究東漢早中期東南地區民間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記者 曾毅 本報通訊員 幹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