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著名核物理學家、教育家、複旦大學原校長、甯波諾丁漢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福家教授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86歲。

楊福家曾連續12年擔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因此，他對中西方教育有深入的觀察和比較。2015年的時候，英國BBC的一部紀錄片講述了5名來自中國的教師對50位英國學生進行中國式教育的故事。這次教學輸出的結果是，“中國實驗班”以遙遙領先的分數完勝英國班級。而此前，上海中學生在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已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這似乎從一個角度，證明了中國的基礎教育打敗了西方教育。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當時，我作為解放日報記者專訪了時任甯波諾丁漢大學校長的楊福家。他從中西方教育的差異出發，講述了他對中國教育的思考與建議。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對我們大有啟發。今天特轉載當時的采訪，以飨讀者。

楊福家校長正在接受采訪。

中國教育打敗了英國教育嗎？這樣的比較，我并不認可

解放日報：不久前，英國BBC播放的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引發了廣泛熱議，人們津津樂道于“中國實驗班”的成績遙遙領先，這似乎可以證明中國的基礎教育打敗了英國教育。您認可這樣的結論嗎？

楊福家：這樣的比較，我并不認可。BBC拍攝這樣的片子，可能為了更有觀賞性，所以采用了比賽的形式來呈現。而事實上，它是為了引發人們對教育的一種思考。而且，我們都知道，成績或者分數并不能代表成功與失敗，教育是不能用比賽的形式來進行簡單評判的。

解放日報：最近兩年，英國向中國教育“取經”的步子越邁越大。從引進中國“一課一練”的數學教材，到引進中國的數學老師，并派一些英國老師到中國來聽課學習，他們究竟看重中國教育的哪些優勢？

楊福家：在我看來，他們覺得我們中國的學生很守紀律，念書很用功，而英國學生則普遍比較自由散漫。他們認為如果能将中國學生的這些優勢和英國學生互為補充，也是很好的嘗試。

解放日報：聽說英國政府今年年初希望推行一項政策，讓英國小學生背“九九乘法口訣”，結果引發了公衆的激烈反對。這令很多國人感到吃驚，背一個口訣這麼難嗎？

楊福家：因為英國人不習慣背誦什麼東西，而中國人從小就習慣了背誦這種教育方式。背誦是不是一點沒有好處呢？也不見得。但對英國人來說，他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背書這麼一回事。所以你要把背書強加于他們，要得到大家的認可就很難了。

解放日報：BBC對中國式教育的總結是“超長的課時，嚴格的紀律要求，慘烈的競争”，而這些正是英國孩子對“中國實驗班”最不适應的部分。反過來，您認為，對中國學生來說他們會最不适應英國教育的哪個方面？

楊福家：我想是不習慣主動向老師提問。我在複旦大學給本科生上課的時候，我問學生們有沒有問題，沒多少人舉手，他們即使有問題也不會在上大課時問我的。他們沒有這個習慣，因此我也不勉強。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書面出一些思考題，每堂課結束後發給學生，他們願意回答就回答，不願意回答也可以。結果，他們以書面形式提出問題的不少，我從中發現了一些優秀學生。

時任甯波諾丁漢大學校長的楊福家。

今天我們談中西方教育的差異，應該以教育是否有利于培養創新人才為出發點

解放日報：在您看來，中西方教育最主要的差異是什麼？

楊福家：我先講一個小故事。2010年，我曾訪問美國耶魯大學旁邊一所優秀的小學，校長給我介紹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老師在上課時，一名8歲華裔男孩在課堂上舉手說道：“老師，你黑闆上寫的字拼錯了。”這并不稀奇，班裡任何孩子如果發現問題，都會提出來。老師就說：“真的拼錯了嗎？讓我查一下字典。”這個孩子又舉起了手，說：“老師，你不用查字典了，我保證你拼錯了。”結果，校長在全校表揚了這個孩子，同時在家長會上也對他進行了表揚。當時聽了這個故事我是由衷地感慨，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我們講究師道尊嚴，學生這麼對待老師，還了得？

所以我認為，中西方教育最大的差異是，西方教育傾向以學生為中心，中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老師為主導。

解放日報：西方教育強調學生提問和參與，中國教育則強調學生要認真聽講。

楊福家：所以走進我們的中小學教室，看到的景象往往是：學生一個個像軍人那樣端端正正坐着，通常隻有老師有講話的權力，沒有學生質疑的機會。

牛津大學副校長麥克米倫教授曾經從傳統文化角度精辟分析了中英學生的差異，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學生普遍易于接受知識，而英國學生則善于分析問題，并提出質疑。

以學生為中心，其實就是尊重學生，它還可以體現在很多小事上，但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比如，我在當複旦大學校長的時候，不是親自給每位畢業生頒發學位證書，而是讓一個學生代表上來把學位證書成捆地領回去。對此，現在我感到很慚愧，覺得對不起學生。因為，我擔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後才知道，校長有三項重要的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出席學生的畢業儀式，給每位畢業生頒發學位證書，因為這個儀式是學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儀式之一。

解放日報：以學生為中心，對我們來說意味着教育觀念上的巨大轉變。

楊福家：今天我們談中西方教育的差異，應該以教育是否有利于培養創新人才為出發點，這也是知識經濟時代對教育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學校裡隻會聽話的學生，将來在科學上很可能也隻會聽權威的話，那麼這樣還能有所發現嗎？其實，提問題是創新的開始。

中國學生回到家裡，家長經常問：你今天考了幾分？而英美的家長卻經常這樣問孩子：你今天問了幾個問題？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而不是“育分”，考試分數考得再好，不會提問，哪來什麼創造性？但我們卻總在做“育分”的事。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講得很清楚，“學問學問，是學習問問題，而不是學習答問題”。而中國教育通常很注重“學習答問題”，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教育觀念一定要轉變。

楊福家校長在解放日報舉辦的“文化講壇”上發言。

假如在中國的學校裡辦一個“英國實驗班”，會怎麼樣

解放日報：假如在一所中國學校裡辦一個“英國實驗班”，您預測一下結果會怎樣？

楊福家：我剛才講的那個美國小學的故事對我觸動很大，我當時有點悲觀，覺得在中國的學校裡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觀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但是，2004年甯波諾丁漢大學的創建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如果在中國的學校裡辦一個“英國實驗班”會怎麼樣？可以這樣說，甯波諾丁漢大學就是這樣一個“實驗”。

解放日報：這個“實驗”的過程是什麼樣的？結果又怎麼樣？楊福家：2004年，甯波諾丁漢大學招收首批中國學生254人，老師全部來自英國，教育模式也原汁原味從英國照搬而來。

記得第一天上課的時候，校園還沒有建成，是借了其他學校的教室上的課。我們把很大的教室一分為三，改成小教室。當時我走進一間教室去聽課，就看到教室裡有三張小桌，共15位學生分别圍桌而坐，一位英國老教授在台上講了15分鐘不到，就蹲在小桌旁，讓學生自行提問，和學生們一起展開讨論。不求标準答案，而是鼓勵思考問題、提出問題。這樣的情景，在中國的大學裡是不常見的。

一開始，學生們确實不習慣這種教學模式，但是課堂上沒有人開小差。每個人都在動腦筋，都在思考。

解放日報：西方的小班化、讨論式教學模式，是從中小學一以貫之的，使學生從小就養成了提問、讨論的學習習慣。中國學生直到大學才開始接受讨論式教學，是否已經晚了？

楊福家：一點也不晚。我們的實驗證明，即使中小學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中國式的傳統教育，但進了甯波諾丁漢大學學習半年以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上課積極提問，常常主動反駁老師，樂于表達自己的看法。

記得2012年，美國耶魯大學幹細胞研究所所長林海帆教授來學校演講，聽演講的大多數學生是非生物專業的，但他們提問不斷，現場氣氛非常熱烈，其中還有一位學生當衆指出了演講中的一個錯誤。林海帆教授大為驚訝，說這樣的情況是他在中國的大學中首次遇到。

搞中西合璧的教育，其實最不适應的是老師，有的老師甚至說：“我不會上課了”

解放日報：您認為，這種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可以複制和推廣嗎？

楊福家：最不适應這種小班化、讨論式教育模式的，其實是老師。我認為，中國的老師如果不經過專門的訓練，較難勝任這種教學模式。有高校曾經在教學中做過實驗，要求教師不要按部就班地講課，而要讓學生們在上課時多提問題，結果不少老師一籌莫展，有的甚至說：“我不會上課了。”

解放日報：由此可知，此“上課”與彼“上課”，有着巨大的差異。

楊福家：是的，你站在講台前照着備課的講義講一通是容易的，而當你面對現場學生們這麼多無法準備的問題時，對老師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涉及觀念突破的問題。學生和老師平起平坐了，學生的觀點和思想不見得都比老師差，有時學生想到的東西，老師還不一定想得到。老師還要保護學生提問的積極性，并且勇于承認自己“不知道”，而不能用回避敷衍的辦法，甚至呵斥提問的學生。西方的教師在回答學生提問時，說自己“不知道，不會回答”是很自然的，但中國教師好像還不能适應這一點。所以在中國搞中西合璧的教育，推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

解放日報：甯波諾丁漢大學到目前為止有過中國老師任教嗎？

楊福家：有，但在中國招聘來的中國籍教師比例很低。不是我們對中國老師有什麼成見，我們所有的老師都是面向世界範圍招聘的。甯波諾丁漢大學在建立之初，老師全部來自英國，後來，和英國諾丁漢大學一樣，我們實行世界範圍内的招聘，老師來自世界上各個國家。

解放日報：這或許也透露出，要改變現有的教育理念，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對有些中國老師來說還有一個過程。

楊福家：除了固有觀念的不同，中國的大學教育體制也多少限制了老師樹立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國内高校對于老師的評價标準，普遍是論文第一。大多數大學老師是以教書、寫論文為本，每年到了年末，學校就以你寫過多少論文來評判你。這樣的評判标準，讓老師怎麼去真正做到以育人為本？

解放日報：甯波諾丁漢大學作為“試驗”性的學校，在設計老師評價體系方面又有什麼不同呢？

楊福家：所有招聘來的老師，都會和學校簽訂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裡，沒有要完成多少研究論文這類的指标。當然，你如果要從講師升副教授、升教授，那也要考察科研成果，所以你如果願意搞研究，我們也大力支持，但不作為一個考核标準。

學校對老師合格與否的唯一的考核标準，就是看學生對你的教學是否滿意、你在教學上有否成就。如果評估下來，你在教學上不行，學生反響很差，那麼，學校就不會再繼續和你簽訂合同。這在體制上保證了老師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這樣做的結果是，這些老師都全心全意地關注學生，從布置作業到檢查和批改作業，一絲不苟，盡心盡責，真正做到了對每一位學生負責。

“做人第一，修業第二。”世界上幾乎所有一流大學都把這八個字放在首位

解放日報：近年來，國内很多大學都在走國際化道路，也有一些大學像甯波諾丁漢大學一樣采用中外合作辦學的模式，對此您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尖銳地指出，很多學校隻是學到了西方教育的“皮毛”而非實質。

楊福家：正是如此。比如，歐美高校本科教育中有一種“住宿學院”，一批知名教授和學生們住在一起，擔當學生的導師，首席導師更是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他們以教本科生為榮。在我訪問過的一所住宿學院的首席導師家裡，我曾經看到過一個巨大的冰箱，裡面可以擺放幾十份三明治，以方便登門拜訪的學生邊吃邊聊。

現在國内一些高校也在嘗試所謂的“書院教育”，看上去和“住宿學院”很相似，但和學生們住在一起的隻是“哥哥”、“姐姐”，而很少有知名專家、教授。因為，我們的很多博導、名師通常不看重給本科生上課，更不用說和他們住在一起了。

解放日報：那麼，您認為我們真正應該向西方教育“取經”的是哪些方面？

楊福家：美國有一批非常優秀的本科院校，稱為Liberal Art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譯為“文理學院”，但我認為應該翻譯為“博雅學院”更合适。這些院校所遵循的“博雅教育”理念，正是西方教育的精華所在。

“博”，是指文理融合，學科交叉，在廣博的基礎上求深度。學生不要把自己限在很窄的範圍裡面，文理科要結合。“雅”，是指“做人第一，修業第二”。世界上幾乎所有一流大學都把這八個字放在首位。

解放日報：“博雅”兩個字，直接标明了教育的目标。為此學院又是如何運作的？

楊福家：具體來說，小班課是博雅教育最重要的教學模式。課堂一定要以小班上課為主，最多不超過18位學生。我本人認識這個問題也是有一個過程的。我當年在複旦大學學習時，國家一級教授給我們上課，上的是大班課；我後來當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上的也是大班課。但是現在，慕課（一種在線課程開發模式）出現了，都是一流教授在網上授課。但是，它替代不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小班課，因為小班課是互動式的，師生互相讨論，沒什麼問題不能問，沒什麼答案不可以争論。

解放日報：鼓勵質疑，這在小班課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楊福家：另外，博雅教育中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第二課堂”。第二課堂是指學生的社團、學生的社會實踐，以及學生參與教師的科研工作，這是培養學生各種能力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學生與人相處的能力，這在課堂上一般是培養不出來的，隻有通過社團活動才能培養出來。

最後我想說，博雅教育并不僅僅适合高等教育。它所包含的理念，比如學校以育人為本，做人第一、修業第二，培養學生的質疑精神等，對中小學教育也是适合的。

欄目主編：龔丹韻 題圖來源：解放日報資料圖片

來源：作者：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