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期，風起雲湧，七雄争霸，一大批改變曆史進程的曆史人物紛紛登場亮相，呂不韋就是其中非常獨特的一位。這個特殊而神秘、極具色彩的傳奇人物依靠敢想敢幹與上下鑽營， “商累幹金”，從商業投資轉向政治投資，在秦國的政權發展與秦始皇統一大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呂不韋不僅深谙經商從政，而且相當深谙文治，結識了當時各家學派的人作他的“賓客”，使其“從著所聞”，寫成秦代唯一的一部巨著《呂氏春秋》——該書是中華民族先秦總結期最後一部具有總覽性的文體要籍，一部集先秦諸子精英之大成的學術專著，被譽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大出諸子之右” 的全書式的宏編巨制。

呂不韋認為“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于春秋，自魯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選賢用能實乃治國之根本，關系到國家存亡榮辱、天下得失安危。“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不韋認為，人的識别問題，是最困難最麻煩的。因為事物之間都有相似性，很容易導緻認識的錯誤。“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賢與非賢也有相似的一面，“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因此，君主最害怕的是那些似乎見多識廣、善于辯論而實際上并不懂得社會管理的人物。一旦失誤，将鑄成大錯。

為了克服識人的錯誤，呂不韋主張要盡力掌握詳盡的材料。他說：“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母親不會認錯孩子，那是因為她最熟悉孩子。為了掌握認識對象的詳盡材料，呂不韋主張，一要“八觀”，二要“六驗”。所謂“觀”就是要了解觀察對象的所做所為；所謂“驗”，就是要通過實踐活動去考驗。

為此，呂不韋提出了識别人才的“觀六驗”法。他說：“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詞，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者。”

“八觀”就是：當一個人處境順利時，觀察他禮遇的是哪些人；當一個人處于顯貴地位時，觀察他推薦的是哪些人；當一個人富有時，觀察他養的是哪些門客；當一個人聽取别人的意見後，觀察他采納的是哪些内容；當一個人無事可做時，觀察他有哪些愛好；當一個人處于放松的狀态時，觀察他講哪些東西；當一個人貧窮時，觀察他不接受什麼；當一個人地位卑賤時，觀察他不會去做哪些事。

“六驗”就是：使一個人高興，借此考驗他安分守己的能力，看他是否得意忘形；使他快樂，看他有什麼癖性；使一個人發怒，考驗他自我控制的能力；使一個人恐懼，看他能否堅定立場、凜然有為；使一個人哀傷，考驗他的為人；使一個人痛苦，考驗他是否有志氣！

在對人才的認識問題上，呂不韋主張，世無完人，切忌求全責備。“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博而貴取一也。”他說， “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入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

既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那麼人才就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才隻是某一方面、某一領域的才，而非泛泛的才。領導者在識人時，不要過多計較有多少缺點，而要着重分析有什麼樣的才幹。找到了某方面的才幹，也就找到人才。因此說：“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高舉也。”

呂不韋對賢人的社會作用有充分的認識。他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既然賢人的意義如此重大，那麼，聰明的人就應當不惜一切代價獲取賢者，“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

想要獲得賢者，最根本的辦法是禮待賢士、禮賢下士。《呂氏春秋·下賢》中分析說，有能力的賢者，一般都鄙視爵祿，剛正不阿，有清高之風。當政者往往看不上他們。結果是，賢不遇主，主不遇賢。“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尚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賢主則不然，他們根據賢人的特點，“去其帝王之色”，采取以禮待之，以情化之的政策，“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堯接見善绻，自己坐南朝北，讓善绻坐北朝南，自己下坐，善绻上坐，“何故禮之若此之甚也？善绻得道之土也，得道之士不可驕也 ”

禮賢下士的辦法，不僅表現在禮節上尊重他們，而且要盡最大可能在物質生活上給予較高的待遇。呂不韋認為，不同國家的物質實力不同，食、車、物等差别較大，但是，如果認識到禮賢下士的意義，那麼物質财富再貧乏，禮待賢者的那一份也足夠了， “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财足以禮天下之賢者。”

此外，呂不韋還認為，為了獲取賢者，要放開眼界，要注意到無聲無名的普通百姓。賢者的能力通常在見用以後才得到充分表現，在此之前往往默默無聞。如百裡奚未用之前，喂牛放馬，狼狽不堪。見用之後，“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實際上，這時的百裡奚，“非加賢也”，還是過去的智能水平。這說明，在平民百姓中，有許許多多賢者，隻是還沒有發現他們。‘l今焉知世之無百裡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索賢要廣泛，尤其要注意到平民百姓之中去尋找。

呂不韋非常推崇伯樂薦賢的方法。伯樂在發現獲取賢者過程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呂氏春秋·知士》說“今有千裡馬于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千裡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意思是說，即使有千裡馬在這兒，沒有高水平的相馬者，仍然不能發現它。千裡馬與伯樂相遇，方能被發現。

既然伯樂對君主獲取賢者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麼欲獲取人才，首先要得到伯樂。《呂氏春秋·贊能》說：“得十良馬不若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裡，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裡數哉？”

求賢須要從耳聞目睹、經人推許引薦之中以竭訪求。鑒于社會現實情況，“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于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閑之所，若此則幸于得之矣。”因而求賢須不避貴賤，“極卑、極賤、極遠、極勞”之人都要訪求；須待之以誠，“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與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歡樂之”；須濟之以困，“人之窮困，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号顯矣，國士得矣；”須待之以禮，“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

不懂呂不韋就不懂中國商人。懂得如何用人，知人善任，​深谙商業與政治的關系，這是呂不韋緻富、從政的成功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