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是杜甫定居成都後的第二年。暫時結束了颠沛流離的生活的杜甫，趁着春天的好風光，探訪了諸葛武侯祠。

此時的杜甫已經不是意氣風發的少年。目睹了山河破碎的他，在面對千古賢相時生出了無限感慨。于是便有了這首感人肺腑的《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夜黃鹂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柏森森”寫出武侯祠内柏樹枝繁葉茂之景。白居易《武侯廟古柏》中“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閟宮”，亦是此意。隻是前者以三字高度概括，同時營造出武侯祠靜谧肅穆的氛圍，意境全出。此柏為諸葛亮所植，時隔多年，依舊高大茂密，可見百姓對諸葛亮的愛戴和敬仰，常年灌溉呵護使其不衰。在杜甫的另一首詩《古柏行》中，也提到了了武侯祠的樹：“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憐”。

颔聯中“自”和“空”二字最為傳神。碧草使台階也顯得青翠，黃鹂的聲音回蕩在院落，有空靈之感。而這“碧草春色，黃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極”，與前一聯的“柏森森”相呼應，更顯無限寥落之感。碧草自顧自地生長，黃鹂自顧自地啼叫，景物不知武侯，而人們卻懷念武侯，這正是“以景之無情反襯人的有情”。杜甫尋丞相至此，卻隻見祠堂中的寥落，便自然而然睹景思人。“‘空’‘自’二字，則意不在景，而睹物思人之意已見于其外”，而自然由描寫祠堂轉為詠懷蜀相。

“三顧”和“兩朝”相對，簡潔概況了諸葛亮的仕途由三顧茅廬開始，自輔佐劉禅而終的全過程。《杜詩鏡铨》中注：“言以先主之彈丸而能立國，以後主之昏庸而能嗣位，皆武侯一片苦心也”，可見諸葛亮的政治奇才。“天下計”指諸葛亮提出的三分天下之計，即著名的“隆中對”。

《漢書•韓信傳》記載，蒯通提議韓信自立，與楚、漢鼎足而三，謂“（蒯通）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這是“天下計”的語源。同樣是謀士進言，同樣是“三分天下”，“天下計”被杜甫用來移喻“隆中對”自無不可。且此句前面所提“三顧”，用三顧茅廬的典故引出劉備這個形象，後接劉備與諸葛亮的所做的“隆中對”，此句更加流暢清晰。“‘天下計’，言非一己之私也”，可見蜀相的家國大愛。“老臣心”為此聯之重心，既言效忠之久，又顯對君之忠，體現其功業德操。

可這樣一個有匡國雄略和報國苦衷的賢相，最終赍志而殁。“出師未捷身先死”，

“未”和“先”形成鮮明的對比，痛惋之情躍然紙上。後世一切事業未竟、壯志難酬的英雄人士，面對此情此景如何能不“淚滿襟”！

當然，這裡的英雄也包括杜甫自己。

杜甫常以人物為題材作詩。同時期的人，杜甫最常在詩中懷念的是詩仙李白；不同時期的人，杜甫懷念最多的則是諸葛亮。

杜甫是李白的小迷弟這事兒不必多說，畢竟李白可是當時出類拔萃的詩人，又與杜甫友誼深厚，杜甫自然傾慕敬重他。

至于諸葛亮，可能更多是因為諸葛亮的曆史形象與杜甫的理想情懷相契合吧。

杜甫出生在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為杜審言。杜甫從小便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立下了“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儒家政治理想。因此他在許多詩文中往往離不開一個“儒”字，所謂“醇儒”、“碩儒”、“巨儒”、“腐儒”、“儒生”等等，或褒或貶，或揚或抑，共五十餘處。

杜甫在《蜀相》的開頭直書“丞相”，尊其為正統名臣，即視劉蜀為正統，也有受儒家情懷影響的原因。另外，諸葛亮幫助劉備開創基業，輔佐劉禅北伐中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踐行儒家“修齊治平”之道，這也正是杜甫所欽佩的。

陳壽《三國志》中記載：“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諸葛亮治理下的蜀國“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正是杜甫在看遍統治階層的腐朽和下層勞動人民的艱辛之後，理想中的社會狀态。且諸葛亮懷有天下之計，有“北定中原，庶竭驽鈍，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之志，這正與杜甫希望亂世太平之心相契合。

此外，杜甫十分向往君臣遇合。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長久不得安定。此時唐肅宗猜忌功臣，信任宦官小人。杜甫希望“二三豪傑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洗兵馬》），朝廷能夠選賢任能，起用“稷契”式的賢臣為國效力。而杜甫經曆了被貶華州的遭遇之後，對皇帝的幻想已經破滅。

諸葛亮正是最能體現君臣遇合的人物。劉備三顧茅廬，為尊賢；孔明鞠躬盡瘁，為忠誠。劉備自己也曾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可見其君臣關系之親密。

杜甫在其他吟詠諸葛亮的詩句中，也多次提到這種君臣遇合。如，“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諸葛廟》）；“君臣已與時際會”（《古柏行》）；“一體君臣祭祀同”（《詠懷古迹之四》）；“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古柏行》）。杜甫渴望君臣遇合而不得，對于諸葛亮自是十分羨慕。

最後，自然是壯志未酬的共同遭遇。

杜甫有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他的詩大多“緣事而發”，往往結合現實，議時議政。《兵車行》《麗人行》“三吏”和“三别”都是他批判現實的著作。

而在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他自然會産生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胸懷大志。“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前出塞九首》其九）和“丈夫誓許國，憤惋複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前出塞九首》其三）等詩句，都能體現他的報國苦衷。但是他的壯志和苦衷在一個君主昏庸、奸臣當道、戰亂不已的時代難以實現。

而諸葛亮也“出師未捷身先死”，可歌可泣可歎。杜甫在回想起千古賢相的結局之時，不免共情痛心。

諸葛亮之于杜甫，是英雄和前輩，是追求和期許，也是無奈與歎息。

唐朝非蜀漢，肅宗非劉備，杜甫也非諸葛亮。在上元元年，逃亡至巴蜀的杜甫，也隻能在詠懷古人之中，安放自己的憂國憂民之情，淚落滿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