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佳瑞

摘 要：熊秉明先生是享譽海外的藝術家，也是藝術哲學家，他對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的研究頗具中西比較的視角和方法，在書學界影響深遠。通過撷取熊秉明書法美學思想中“理性”與“反理性”這組核心理論範疇，對其書學體系建構和闡釋進行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書法是“理性”與“反理性”相融合的藝術，在“理性”中尋找書法的秩序，在“反理性”中表達書家精神，在創作中以“反理性”為主導，反映書法美的核心是書家本心的回歸。從熊氏的理論分析中可看到中西傳統藝術間的某種共通性，對書法的美學生成有了新的闡釋。熊秉明的書法美學研究顯示出以書法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所迸發出的勃勃生機，以及在中西方藝術思想碰撞下中國書法所具世界話語的可能性。

關鍵詞：熊秉明；書法美；理性；反理性；本心

中國書法在當代的發展和傳播，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斷踯躅前行的，期間有一個重要人物值得書學界關注和研究，這就是已故旅法華裔藝術家、藝術哲學家熊秉明先生。他一生學術除了雕塑之外，傾力最多的就是中國書法了。書法方面他從書法哲學美學研究入手，完成了專著《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以及系列研究和教學文章，提出中國書法理論“六大體系”、“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之核心”等深入人心的學術觀點，學界對此多有專門研究。不過，在我們看來，貫穿熊秉明整個書法美學理論中還有一條線索為學界忽略，這就是“理性”與“反理性”這組範疇，在文章《書法領域裡的探索》中，他用此組範疇對書法理論體系進行了全面總結。但以往學界研究較少關注到這篇文章，隻關注其整體書學思想與書法觀點，殊不知此文章是統領熊秉明書法理論體系研究的一把鑰匙。熊秉明在書法與哲學理論相結合的基礎上，把這一哲學史概念加以美學化、藝術化，置入書家作品風格和書法批評中，與傳統的書論相互生發，解決了傳統書論方法分析缺憾，為中國書法的世界傳播找到西方所能接受的視角和方法。所以，對熊秉明書法美學思想中“理性”與“反理性”理論進行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本文通過對這組理論範疇的分析，對熊秉明書學思想進行梳理，在此範疇的基礎之上說明書法美的核心問題。

熊秉明先生作為哲學出身的藝術家，哲學思維始終貫穿于他的藝術創作中，同時也不斷地啟發他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總結和研究。他說過：哲學的思考和藝術創作是兩種不同的活動，“哲學追求一個存在的意義，而作造型藝術要把這意義塑造成一個存在的形象。造型藝術的工作不是意義的分析而是形象的。有了十分明确的意義，然後才着手工作往往是執行教條，作品往往不成功。但我常不能隻憑直覺去創作。在沒有一個意義催促我的時候，我工作起來就不那麼有熱力、有信心。不能刻畫到底層去。一件作品不表現一個意義，我也就不滿意。”[1]28正是基于對哲學和藝術的思考，熊秉明經常能從西方藝術中發現中國書法理論的方法，并應用于個人的藝術創作當中。

例如，雕塑作為“理性之尤”的寫實性藝術，對其内在結構強調和把握是雕刻的精髓所在，他引用明人趙宧光論書“能結構不能用筆，猶得成體；若但知用筆，不知結構，全不成形矣”[2]之語，分析結構與“理性”的關系。再如，他受西方現代抽象畫大緻分為理性和感性兩大系統啟發，把書法理論和風格分為理性派和感性派。他認為：“理性派追求造型的秩序的美，而感性派有的追求視覺的愉快和刺激，有的追求視覺引起的觸覺方面的愉快和刺激，有的追求從視覺引起來的機體運動的愉快或刺激”[3]40。與此相關，書法創作上的理性派着眼于書法結構的缜密與秩序，而感性一派着眼于書法的氣勢變化與節奏美。他分析純造型派歐體書，借用“險勁”一詞來形容歐陽詢的書法，“達到高度的敏感與嚴密，第一筆和每一筆之間有不可移動的呼應關系……字内有穩與不穩的微妙結合，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即所謂‘險’，說的明确點，便是‘結構的緊張’”[3]43。在熊秉明看來筆畫間的呼應、“緊張的關系”正是“力”的合度的表現，是在結構中探尋書法中“理性”的秩序。

如果說熊秉明書法理論中的“理性”來源于雕塑理性，那麼，“反理性”則是對中國草書的現代性總結。他的博士論文《張旭與狂草》中，從西方現代藝術視角，對《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緣情”書法理論進行闡發，以突出張旭狂草的“反理性”本質。他認為張旭的字是有别于歐陽詢等人的理性主義的，他的字在于奇迹的造型藝術的産生，“這奇迹包含兩端：一是他的醉，一是他的當衆表演”[3]102。書法中融入“醉”達到癫狂狀态正是與古典“理性”相悖的，加入表演性更增強了書法藝術的律動感，“他所顯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時的樣态，意識、潛意識、情感、想象都紛然織成不可預測的韻律，所以說“不能複得之”[3]104。書寫時情緒的波動、潛意識的迸發始終存在于張旭的書法當中，這也正是張旭書法的獨特之處。張旭的狂草書，熊秉明認為可以與波洛克的潑灑相比較，波洛克藝術與張旭的草書都主張擺脫一切束縛，追求自由理想，在本心與工具之間産生偶然碰撞後形成藝術作品，始終保持“反理性”的狀态，是對“理性”抽象幾何的打破。

熊秉明先生對中國書法的“理性”與“反理性”的全面探讨是在1986年發表的《書法領域裡的探索》中，他以西方哲學中尼采日神與酒神理論為背景，首次将書法明确劃分為“理性”與“反理性”兩方面。在文章中，他将書法中的“理性”解釋為“西方從希臘以來的幾何秩序的追求”，“希臘畢塔哥拉斯學派開始把美看作數字的關系。……中國書法是一種抽象造型藝術，也要受幾何規律的支配。”[4]16書法作為造型藝術憑借點、線來表現，在幾何抽象與形式之中找尋書法中的“理性”因素。至于“反理性”，熊秉明認為繪畫中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都是“反理性”的産物，并利用日本的書藝與張旭的狂草，說明書法創作中潛意識的重要性。通過自由的創作、潛意識的表達，表現“反理性”中對于情感的宣洩。熊秉明對于書法“理性”與“反理性”的劃分立足于藝術與哲學之中，接受西方教育的他将書法與西方抽象藝術、日本書藝相結合，這一思想的提出為書法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與發展方向。

熊秉明首次提出書法中“理性”與“反理性”融合這一理論是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當中，即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随着熊秉明書法理論的逐漸成熟，他将藝術層面的“理性”與“感性”上升為哲學層面的“理性”與“反理性”，并對二者的融合做了完善與補充。利用阿波羅的“理性”與狄俄尼索斯的“反理性”各代表的二元藝術沖動，說明書法中意志與表象的關系。在尼采看來，“希臘藝術繁榮的原因，即在于二元沖動之間所達成一種既相互制約又互相促進的恰當關系。一方面，酒神不斷地呼喚日神出場，另一方面，日神又不斷地通過對酒神的約束把它納入藝術的軌道”[5]。而在書法當中，嚴謹的“理性”與抒情的“反理性”随着時代的變遷相互影響。宋人尚意，明代講倫理，而唐代顔真卿、柳公權的書風則是“尚法”與倫理兼得，“因為對于前派的揚棄，不可能是全盤推翻，必有一部分吸收到後一派之中。如黑格爾所說，每派哲學都是哲學史的一環，作為一環而保留在整體裡”[6]。

熊秉明認為書法創作始于“理性”的模仿，在不斷模仿的過程中對技法的學習、對古人性情的感知都會逐步提高。他曾引用劉熙載在《藝概》中的話：“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4]19。“不工求工”是在初學書法時，要被“理性”約束鍛煉，“工求不工”是“反理性”融入，“不工者，工之極也”便是在經曆過“理性”與“反理性”的學習後，将兩種成分融合的結果。宋代書家米芾在《海嶽名言》中也曾過說：“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7]因此，二者的融合是建立在“理性”模仿的基礎之上，“理性”的引導不斷維護着書寫中的秩序。

如果說“理性”是書法學習的基礎，那麼“反理性”的融入就是對書法藝術的升華。熊秉明認為在書寫過程中，“反理性”的一系列表現就是對内心情感與心理結構的映射，同時也符合以人文精神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書法作為與繪畫同源的造型藝術，表面看來一筆一劃的運動是以手為主導，實則是被情感所控制。筆墨與情感一同“運動”着，二者在書寫過程中不斷融合與碰撞，在“理性”的造型與“反理性”的情感結合下産生審美意蘊。

熊秉明不止從他人書法中分析“理性”與“反理性”的融合，還從個人書法實踐當中展現其意義。他認為：“‘理性’的方法和‘反理性’的方法是互相補充的。理性應該放松關卡，讓潛意識的隐流有機會湧現，潛意識中的儲藏湧現了還需理性加以瀝清，整理，銷溶，加工，給予形式，賦予意義。”[4]19曾有人評價熊秉明七言聯：“此作用筆與結構均不嚴守隸書法度，但又見漢隸的深刻影響。其用筆十分灑脫，藏收、輕重、潤枯似乎随心所欲極具自然之态，筆畫形态各異和諧統一，結構不求規整，字形大小、方圓、長短往往任其自然。熊氏此作大膽創新，内含中西文化結合和人書俱老的思想意境。”[8]從他的書法中可以感受到筆下的收放自如，從章法與結體當中傳遞出灑脫自然的人生态度。因此，熊先生的書法是“理性”與“反理性”的結合，在規整的結構中尋求個人風格的展現，筆墨與字體結構上張弛有度，将形式與情感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

對于書法中的“反理性”，熊秉明從“表現”與“潛意識”兩方面來探讨，将“表現”的緣情派作為闡釋書法“反理性”的開端。他認為“點化均勻，上下均平”、“絕慮凝神，心正氣和”不是評判書法的唯一标準，更被重視的應是情感的抒發。他曾引用明代祝允明說過的：“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郁而字俠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氣之清和肅壯，奇麗古淡，互有出入”[3]95，這正說明書寫中的運動都與情感息息相關。再如，他将宋代嶽飛的書法解釋為注入愛國主義精神的書法，“還我河山”、《滿江紅》都是書寫壯志情懷的傳世巨作。由此看來，在情感的帶動下，書法的形式美與結構美都一一表現出來。

而在熊氏書法理論當中，“反理性”的另一方面“潛意識”是其書學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書法中的美感來源于“潛意識”，無意識情感的流露才是最自然的表現。熊秉明認為，在創作過程中“要發掘個人的、自己也不一定認識的潛意識，敗筆乃是最表現個性的成分，如果把敗筆轉化為妙筆，那就是個人風格”[1]134。例如，徐渭的書法風格是極其叛逆的，是“反理性”的沖動型書法，熊先生對徐渭的書法做出如下評論：“以泥沱、敗絮、淤血的效果，寫胸中的塊壘。與舒展的、飄逸的作風相對立；與莊嚴的、雄渾的作風相對立；與绮麗的、恬适的作風相對立。”[3]130他認為徐渭的書法是與傳統正宗書法相對立的“敗筆”，然而，明代袁宏道對于徐渭的書法卻有極高評價：“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9]袁宏道對徐渭書法中的“反叛”予以贊譽的态度，“敗筆”正是他獨特書法風格的體現，在普通人眼中徐渭的“瘋”即是天才眼中的“神”。與徐渭相同的，傅山的書法被稱為“死蛇挂樹”，這是書法中的大忌，但傅山依舊一意孤行保持他書寫的一貫風格。徐渭與傅山二人雖一反傳統書法風格，但開辟出新的道路。因此，敗筆不僅是妙筆，也是熊秉明所說的藝術真實性的反映，通過“潛意識”的流露進入書家内心世界。

熊秉明先生通過對書法緣情派與“潛意識”的讨論，并在經曆書技班、書藝班、書道班後，認為到了老年終應回歸“本心”遵從内心精神的表達，将書法的審美問題從單純的技法發展到對人生的認識。他曾說過“如果說書法是一種‘寄托’，此所謂‘寄托’其實也即是某一種意義的‘皈依’”[10]，使書法美的内涵上升為對精神與理想的寄托，“本心”的回歸。并且，在《老年書法班簡介》中熊秉明也曾這樣寫到：“西方哲學家說：‘人是領會存在的存在者。’中國人寫書法正是從軀體與心靈兩方面領會存在的真實。”[11]利用“書”反映“人”，透過“書法”看“本心”，不斷反思書法與人生的關系，将人、心靈和書寫相結合體悟“本心”的存在，即是書法審美韻味的體現。

熊氏書法理論走出一條獨立的藝術哲學道路，既立足于形而上的理論高度，又立足于形而下的具體分析。其中書法“反理性”的表現皆是對情感、精神的反映，通過不斷地模仿與鍛煉形成個人的風格，寫出具有個人神韻與風格的字。最終，書法美的反映應是書家對本心的回歸，依靠“反理性”的書寫表現心境體現個人精神，這既是書家最本真的創作，也是書法本質内涵的表現。通過書寫的過程反思人生的曆程，書寫“本心”，才是書法美的核心。

在本篇文章中，對熊秉明書法思想中的“理性”與“反理性”這對範疇進行分析，從藝術與哲學、書法與雕塑的關系出發，對此範疇的來源、在書法創作中的融合與反映三方面進行探讨，說明回歸本心是書法美的核心。熊氏書學融合中西藝術理念，利用西方觀點對書法進行深入“剖析”，不僅是對西方藝術的深化，也是中國書法進步的表現，更為書法的發展注入新的養分，提供新思路、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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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熊秉明.老年書法班簡介[J].中國書法，2002（3）：77.

[11]熊秉明.書法與人生的終極關懷——老年書法研究班講稿[J].中國書法，2003（12）：33-38.

（孟雲飛轉自《美與時代(下)》 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