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中的證與悟

——陳寅恪、唐長孺先生

對《桃花源記》的解讀

張偉然

今年是唐長孺先生駕鶴西遊的第十年。近日從網上讀到胡寶國先生題為《走近唐長孺》的貼子，作者以一個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的身份，對唐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治學風格作了十分親切、精微的解說，讀來令人興味盎然。這實在是極好的學術史材料，可惜以往林林總總的學術史大多不能給我們類似的享受。

胡先生在帖子中也講到陳寅恪先生，說“唐先生最可貴的是，他雖然深受陳先生影響，也非常尊敬陳先生，但他并沒有對自己所崇拜的對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中，唐先生對陳先生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反駁，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領域的廣泛與眼光的敏銳、小中見大諸方面都像陳寅恪，但他得結論時要比陳先生更穩一些。”然後胡先生進一步發揮道：“他總是把話說得極有分寸，讓人難以反駁，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極難見到。……唐先生文字樸素，從不虛張聲勢。讀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個老人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正從容不迫地向你講述着一些古老的故事，講述着他的道理。”

我得承認，這段文字讓我非常之感動，并由此生發出許多聯想。胡寶國先生的确是解人，能夠把那麼複雜的感受轉換成這麼一幅鮮活的圖景。現如今，能這樣讀書的怕已經不多了。隻是憑我對陳寅恪和唐長孺兩位先生的尊敬，我總覺得他們倆之間的學術對話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明确結論的誰對誰錯的問題。兩位先生關于《桃花源記》的文章我都讀過，私下裡也經常将他們的這兩篇文章相互比較。我感覺，這兩篇文章讨論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個思維層面的問題，與其說是證明與反駁，還不如說悟與證兩種思維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在這裡我試将個人的淺見表暴一番，希望能得到學界同好的指正。

陳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證》一文發表于1936年，早于唐長孺先生《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20年。但兩位先生寫文章時的年紀很接近，都在45歲左右。陳先生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寓意之文，亦紀實之文也”，因而他“就紀實立說”，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四點：

甲、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實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記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記寓意之部分乃牽連混合劉驎之入衡山采藥故事，并點綴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等語所作成。

唐先生在其《質疑》一文的開頭引述了上列前三點，稍作分析後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一種傳說，這種傳說晉、宋之間流行于荊湘。

他且述且論，依次列舉劉敬叔《異苑》卷1所載元嘉初武陵蠻人射鹿因而入石穴見異境，《雲笈七簽》卷120引《神仙感遇傳》所載蜀民射鹿入小成都、庾仲沖《雍荊記》所載武陵西陽縣蠻人元嘉中射鹿入石穴見異境，以及《太平寰宇記》卷73彭州九隴縣白鹿山條引《周地圖記》四條資料。然後他總結道：

我們可以設想，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陶淵明所聞為漁人捕魚，發見異境，而稍後的劉敬叔所聞則是為射鹿的蠻人所發見。以後故事又流入蜀地，這個異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隴縣，也可能九隴縣本有相似傳說，說那裡有一個隐藏着的小成都，後來和荊、湘傳來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結合，才構成《周地圖記》所載的故事内容。

表面上看，唐先生的結論顯得比陳先生的結論更厚實一些，但細想之後不然。問題并不像初看起來那樣簡單。兩位先生展開問題的線路完全不一緻。陳先生用的有點像演繹法，唐先生在質疑之前對其進行分析道：

（陳先生）文中從避難入山推到塢保組織，又從塢保推到“檀山塢”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鄉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

唐先生這個“推”字用得很妙。就是說，陳先生是先覺察到西晉末年以後北方的塢保與桃花源式的世界在聚落形态上非常類似，他意識到這中間可能存在着某種聯系。然後又發現陶淵明“與征西将佐本有雅故”，這中間确實有一個信息通道，于是他“疑其間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從劉裕入關途中之所聞見”，因而推定“桃花源記之作即取材于此也”。

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如果借用佛家的語言，那便是不折不扣的禅悟。要想對其進行反駁，肯綮有兩點：要麼證明塢保與桃花源并不類似，要麼證明這種類似隻是巧合，其間并無必然聯系。

唐先生當然是了得的，他的文章果然就從這兩點下手。前半求證桃花源是南方本土的傳說故事，已如上述，後半則對“避亂”的“亂”字進行分析，力證“如‘桃花源記’所述的那種沒有剝削的生活，那種‘雖有父子無君臣’的秩序是和那時常見的避兵集團的塢壁生活很不相同的。”他論證的方向十分對頭，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我覺得可歸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問題本身的難度，一是唐先生所采取的論證方式。茲先說前者。

一般情況下我們寫立論文章總是比寫駁論文章費勁，因為立論須要考慮正、反、側各方面的情況，前人謂之八面受敵；而駁論則隻需要朝一個方向挺進，有時候甚至可以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然而在這場學術對話中，陳、唐倆先生的處境恰好倒了過來，陳先生是立論的，可是他并不需要攻城掠地。他手持利器，高呼疾走，一路上所向披靡。相反唐先生倒像是在打陣地戰，他需要建立一條防線，将敵軍的兵馬限制在防線外。遺憾的是這條防線有點過長，要構築已然不易，事實上還不等設防的将士合圍，敵軍早已從空隙處呼嘯而過了。

陳先生立論的旨趣，在于發現有這樣一種可能：《桃花源記》的寫作受到了塢壁生活的啟示。應該說他在悟到這一點之後證明得很漂亮，幹淨利落。唐先生跟他進行商榷，前一半是通過建立另一種可能性來否定陳先生說的那種可能性，後一半則是通過分析塢壁生活與桃花源生活的差異來直接否定有那樣一種可能性。他直接否定那種可能性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那個年代中特定的意識形态話語，應該說那種話語的可信度是很差的，——就連唐先生自己也不得不在文章中交待：“我們可以承認豪強統率下的集團既然是以宗族、鄉裡組成，所以也可能帶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既如此，陳先生所說的那種可能性在唐先生的論域中就已經有了一方足夠的生存空間，唐先生的論證不過是提出了更多的一種可能性而已。

至于文章前半建立另一種可能性的努力，應該說離成功也還有一定的距離。唐先生用以立說的資料上文已述，他用的方法是民間文學研究中習用的套路，問題在于論證過程中還有缺環。其中最麻煩的是，這些資料都比《桃花源記》晚出。盡管唐先生最先征引的《異苑》其作者劉敬叔隻比陶淵明同時而略晚，唐先生說：

他當然能夠看到陶淵明的作品，然而這一段卻不象是“桃花源記”的複寫或改寫，倒象更原始的傳說。我們認為陶、劉二人各據所聞故事而寫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傳聞異辭，也可以有出入。

應該說，這一段分析是合情合理的。但它缺一個邏輯前提。如果我們先相信了《桃花源記》的故事原型來自南方民間，那麼這段文字可謂見解透辟；否則，它不過是情理而不是事實。因為由文人創作的故事流入民間、或被後人改編成“象更原始的傳說”的情形沒有人敢說絕對不存在。筆者十餘年前在佛藏中發現一個桃花源型的故事，後來陸續發現類似的故事成一個系列，異境均名為竹林寺，進入者均為僧人；開始還以為該故事原型源于天竺，後來經過反複查證思考，覺得後代的本土僧人參照《桃花源記》而創作出這些故事的可能性更大（參拙文《竹林寺與桃花源：一種本土佛教傳說的形成與演變》）。

被唐先生重點分析的另一條資料是庾仲沖的《雍荊記》。唐先生認為“所謂庾仲沖《雍荊記》當是庾仲雍《荊州記》、《湘州記》之誤”，而“所記蠻人入石穴事大緻本之《異苑》”。應該說，這後一點是不成問題的，但前一點很難說，隻能說它成立的可能性很大而已。至于出自《周地圖記》、《神仙感遇傳》的另兩條資料，時效上既不具有更強的說服力，文本中的空間也脫離了《異苑》所說的武陵一帶，唐先生認為這些資料表明“這個故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之後“又流入蜀地”，其理由也不過是他個人的“設想”。

憑這樣的資料和設想，要想将陳先生發現的可能性予以否決，憑心而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況且唐先生的論證方式筆者覺得也不無問題。

上文說到陳寅恪先生作《桃花源記旁證》其思維方式主要是悟，既如此，他在表述過程中筆端便顯得異常跳宕。文中逞才使氣、領異标新的地方屢見不一見。如開頭所謂《桃花源記》“其為紀實之文，則昔賢及近人雖頗有論者，而所言多誤，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到後文甚至寫道：

桃花源雖本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但以牽連劉驎之入衡山采藥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遂使後世之論桃花源者皆紛紛堕入迷誤之途，曆千載而不之覺，亦太可憐矣！

對這種話，相信一般人都不會去較真，将它看作是陳先生“遊于藝”的心情也就完了。賴有這樣的文字，我們可以感受陳先生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性情、見解銳利以至有時候喜歡劍走偏鋒的前輩高人，而不是如某些末流所吹捧出來的神。這樣的陳先生可親可愛，這樣的作品與其說是學術文章，不如說更是藝術品。陳先生自己也坦誠：

穿鑿附會之譏固知難免，然于考史論文之業不無一助，或較古今論辨此記之諸家專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勝一籌乎？

就是說，陳先生是在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他用智慧的絲線将一些散亂的看似不相幹的曆史事實連貫起來。對這樣的文章，最好是以見獵心喜的态度去欣賞，看得高興，喝彩，不高興，放下。不能跟它去擡杠，一擡，就不免“執”了。——别說他思路上各點之間的聯系已足夠堅強，就算能證明《桃花源記》并不是像他所認為的那樣寫出來的又如何？他能夠那樣想，能夠将有關的史料鈎稽得那樣有整體感，已足以令人啧啧稱奇了。他立于不敗之地。他的思維本身就有一種攝人心魄的魅力。有誰會謝絕上蒼為這煩悶的學術研究送來的愉悅呢？

偏偏唐先生擺出一個穩紮穩打的陣勢。他從《桃花源記》本身開始起講：

作者說故事發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虛構，我們沒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虛構，那麼東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沒有必要加以考證。

這樣的場景，我們看熱鬧的自然是見了高興。但設身處地為唐先生着想，不能不認為他給自己找了一個極為累人的活計。他通篇的考證顯得很遲重，看起來吃力，寫起來自然更不會輕松。在此不妨舉一個例子。上文提及他認定“所謂庾仲沖《雍荊記》當是庾仲雍《荊州記》、《湘州記》之誤”，具體的論證過程是這樣的：

《隋書·經籍志》有庾仲雍《湘州記》二卷，《漢水記》五卷。《舊唐書·經籍志》有仲雍的《江記》五卷，《漢水記》五卷，《尋江源記》五卷，又一卷。這一卷的《尋江源記》，亦見《隋志》，但不著撰人名。《新書·藝文志》同《舊志》而無一卷之《尋江源記》。《新志》有《湘州記》四卷，《湘州圖副記》，《舊志》則僅有《湘州圖記》一卷，都沒有說庾仲雍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宋晁載之《續談助鈔》殷芸《小說》引庾穆之《湘中記》，姚氏以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按雍、穆名字相應，姚氏的推測可信，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稱《藝文類聚》同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記》，似庾氏所撰《湘州記》和《湘中記》本是一書之異稱。仲雍又有《荊州記》，見于《文選》注，《藝文類聚》所引。庾仲雍是一個專精荊、湘地理的專家，他的事迹一無可考，亦不知何時人，但殷芸、郦道元都引他的著作，當是梁以前人。

《荊州記》

說了這麼多，從中我們找不出任何足以證明“庾仲沖”為“庾仲雍”之訛、《雍荊記》當為《荊州記》或《湘州記》之誤的依據。讀這樣的文章，确實需要象胡寶國先生所說的那樣在冬日的夜晚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從容不迫地去悠然心會。我們是崇敬唐先生的，所以相信他，但真要擡起死杠來：難道《隋志》、兩《唐志》不載就不存在庾仲沖《雍荊記》其人其書？恐怕那樣唐先生能給予我們的也隻有當頭棒喝了。

而尤其不可思議的是，關于桃花源的發現者，陳先生隻用“或更疑搜神後記中漁人黃道真其姓名之意義與宋武所遣泝洛之虞道元頗相對應”一句便輕輕化開，唐先生則就此窮追猛打，力圖證成這樣一個論點：

武陵本是蠻族所居之地，這段故事發生在武陵，發見異境者是蠻人或具有蠻族氏姓的漁人，很可能本來是蠻族的傳說。

筆者覺得這樣的設想稍嫌過頭。因為就憑武陵這樣一個地名、主人公為蠻人這樣一個身份是不可能證明該故事本來為蠻族傳說的，這裡面的距離實在太遠。

況且在糾纏蠻族史料的過程中，唐先生還犯了一個明顯的地理錯誤。他在前面引述庾仲沖《雍荊記》的時候，用括注的方式将原文“武陵西陽縣”中的“西”改為“酉”。這是對的，至少從對他有利的角度講是對的，因為當時武陵郡沒有西陽縣而隻有酉陽縣。但到後來讨論蠻族問題的時候，他從“武陵蠻”講着講着，突然又征引《宋書·州郡志》郢州西陽太守所屬建甯左縣、蕲水左縣的資料，說《魏書》卷61《田益宗傳》記載的蕭衍建甯太守黃天賜及其将黃公賞“都應該是西陽蠻”。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西陽地在今鄂東北，與武陵風馬牛不相及。唐先生若認為“武陵西陽縣”中“西”當為“酉”，那麼就不當引用西陽蠻的資料；若想引用西陽蠻的資料，那麼“西”就不當為“酉”而應是原文中“武陵”二字有誤。唐先生随行文的需要将同一條史料在兩個地方作出了彼此不能兼容的理解，這對他的論證是很不利的。

推原唐先生緻誤之由，大概是将“五溪蠻”與“五水蠻”搞混了。自後漢著名的武陵蠻屯聚五溪，有“五溪蠻”之稱，其地在今湘西。南北朝時，活躍于今鄂東北一帶的西陽蠻則以其地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而有“五水蠻”之号（見《宋書·夷蠻傳·豫州蠻》）。湊巧的是武陵、西陽兩郡在南朝都屬郢州，一不小心是很容易弄錯的。

這一錯誤在唐先生的論證中并不十分關鍵，筆者隻是想說明有這麼一回事而已。如果将這部分内容從唐先生的文章中連根拔掉，絲毫無損于文章的整體，——筆者覺得那樣甚至更空靈、更輕盈一些。

以上這樣分析也許有人要誤會筆者認為唐先生的文章做得沒有價值，不，一點也不。恰恰相反，唐先生用一種與陳先生截然異趣的思維方式為我們展現了學術研究的豐富多彩。陳先生的見解固然尖新，畢竟隻是一種可能性而已。唐先生将陳先生視野之外的資料加以梳理，也得出了一種富有足夠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新解，盡管這一新解還有繼續延伸的餘地，但唐先生的成績已足以令我們回味無窮，為這一回味我們須向他表示永遠的感激。

還記得1988年秋冬，筆者曾有幸随碩士時的導師在唐先生的書房中拜谒過唐先生。那是一個溫暖的午後，業師和唐先生娓娓而談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往事。當時筆者尚在學術的大門外徘徊，對于老師生之間的談話不甚了了。隻記得那場景非常地感人，唐先生閉目躺在金黃的斜陽中，臉上洋溢着耀眼的光輝。

唐長孺先生

文章來源：三會學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