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半小時，從黃山北站開出的高鐵動車到達上海站。

上海，是我最熟悉也是感念至深的中國城市。我的太爺爺、爺爺曾經是徽商，在這裡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老家半個村子的家業或可見證。我的父親出生、讀書在這裡，是上海多福裡拿獎學金最多的“學霸”。隻因後來生意式微，家道中落，父親被爺爺懵懵懂懂帶回徽州。

“百無一用是書生”，回到徽州農村的父親就成了這樣的人。以體力、勞力、工分為要緊的農村，讓隻會“啃”書的父親價值感喪失。不過父親并沒有就此自暴自棄，而是主動去适應農村。他不但學會了幹農活、挑重擔，還通過自己的“小聰明”，發明了生産隊的第一台框架式插秧機，後來還嘗試了圈養鴨子、種植大棚西瓜等，試圖“科學種田”，但也因“水土不服”失敗。父親後來算是“專業對口”，當上了大隊出納、會計，但他 “上海佬”的“名聲”算是背了一輩子。

這次來上海，是作為市裡“體悟實訓”的一員被派到《新民晚報》“跟班學習”。記得我剛從部隊轉業到報社工作的那會兒，父親還在世，喜歡看兩份報紙，一份是《參考消息》，一份是《新民晚報》。我對《新民晚報》也因為父親的原因情有獨鐘，并曾多次向《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投過稿，後來發表過一篇，父親卻已經去世了。本想讓父親能在上海的報紙上看到兒子寫的文章，最終未能實現。

父親愛看上海的報紙，還跟他的母親、我的奶奶何寶玉是上海人有關。我至今收藏着唯一一張奶奶的照片，那是她和爺爺的合影。20來歲的奶奶，身材高挑、一襲旗袍、波紋劉海、眉目清秀，絕對是舊上海的美女範。可惜，奶奶30多歲就去世了。父親說這跟她回了一趟徽州有關。那時候從上海到徽州，隻有水路，奶奶跟着爺爺從上海坐船，還帶着縫紉機，轉杭州到徽州，從馬路走水路轉公路，行程千裡，整整一月，舟車勞頓到了徽州休甯月潭老家。可是爺爺竟然在老家有了一房（大老婆），于是奶奶一氣之下， 又獨自乘船回到上海，後來就生了病，英年早逝。

因為家庭與上海的關系，自然我的靈魂深處會偏愛上海。

從事媒體工作以來，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前兩次是報社策劃的“黃山人在他鄉”，采訪了不少在上海創業的黃山人。新黃山人沿着古代徽商的足迹，以吃苦、誠信、開拓、崇文的徽商精神繼續前行。黃山與上海，除了數百年前同屬一個江南省的“兄弟”，兩地并不在一個城市層級上。然而兩地淵源很深，因為無數徽州人在上海經商後回鄉創業，黃山有“小上海”之稱；而上海，在上個世紀“備戰備荒為人民”的“三線建設”時代号召下，成千上萬的上海人湧向黃山，在這裡揮灑青春和熱血。

新時代，在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大潮下，如今仍有近10萬黃山人在上海務工創業；而上海更是黃山重要的旅遊客源地。黃山與上海，新安江與黃浦江，迎客松與東方明珠……“名城名山”正親密牽手，共同抒寫新時代的“山海情”。（程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