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國寶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載道，恢弘萬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後，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見證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從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東西問”推出“鎮館之寶”系列策劃(一)，藉專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後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電 題：一千多年前，西亞陶器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專訪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陳梓生

中新社記者 龍敏

作為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孔雀藍釉類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藍釉陶瓶現館藏于福建博物院。這是1965年從福州北郊蓮花峰五代閩國國王王延鈞妻子劉華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

讓人好奇的是，這些孔雀藍釉陶瓶是怎樣的一種陶器？是如何從西亞波斯地區來到中國的？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陳梓生研究館員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了闡釋。

現将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福建博物院“鎮館之寶”，孔雀藍釉陶瓶是如何發現的？這是怎樣的一種陶器？

陳梓生：20世紀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館(現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蓮花峰東寶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國時期閩國第三代君主王延鈞之妻劉華墓。該墓早年被盜，大部分珍貴物品被洗劫，隻清理出三件孔雀藍釉陶瓶、三件石覆蓮座和一組雕塑精美頗有盛唐遺風的陶俑。目前，這三件孔雀藍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國家博物館，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孔雀藍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們器體都較碩大，器表均施藍釉，造型特别，釉厚晶瑩，胎厚質較松，斷裂面呈淡紅色，火候不高，屬釉陶類。器形大小相近，均為斂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組泥條堆成的幡幢狀花紋，小腹為一道波浪紋。其中兩件，肩頸部附三耳。

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孔雀藍釉類器物，引起了學術界普遍關注。權威專家推測，無論是器型還是材質，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國古代窯口的産品，而是由西亞波斯地區傳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藍釉陶瓶，因其具備特殊曆史、文化、藝術價值，堪稱福建博物院“鎮館之寶”，不僅對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古老的中華民族與西亞地區人民通過海路友好往來的實物見證。2021年，孔雀藍釉陶瓶還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國家寶藏》系列節目。

孔雀藍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圖

中新社記者：孔雀藍釉陶瓶為何被認定為産于9世紀前後的西亞波斯地區？

陳梓生：出土在五代閩國時期的劉華墓的孔雀藍釉陶瓶不是中國的産品，而是舶來品。當時，閩國與南亞、西亞等地區都有商業往來，史書上記載：“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色類良多，價累千萬。”顯而易見，閩國的這些貢品中很多就是舶來品，帶有濃厚的異國色彩。

從劉華墓的墓志銘得知，墓主人劉華是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國王劉隐之次女，于後梁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閩國，為閩王王延鈞之妻，後唐長興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這三件孔雀藍釉陶瓶的年代應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據史料，中國本土孔雀藍釉出現的時間較晚，一般認為到明代正德以後即公元16世紀後才出現。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孔雀藍青花魚蓮紋盤，年代在明成化年間；香港藝術館藏藍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從孔雀藍釉陶瓶的器形、胎質和器表紋飾看，類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發現，且其與公元9世紀到10世紀伊斯蘭式釉陶相一緻。

因此，這三件陶瓶的産地應該是來自古代波斯地區。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稱，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黃、青、藍幾種，尤其是淡藍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國很早就有友好往來，隋唐之後，關系尤為密切，貿易相當頻繁。有關專家認為，這三件孔雀藍釉陶瓶應是古代波斯産品，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輸入到中國。

劉華墓中還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蓮座。據專家推測，它們應該是三件孔雀藍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這類器皿常常用于盛油，為讓器身穩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劉華墓中的孔雀藍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長明燈”用的。該墓是石構墓室，地面也使用石闆鋪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蓮座穩定器物。

五代十國時期閩國第三代君主王延鈞之妻劉華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藍釉陶瓶、三件石覆蓮座和一組雕塑精美頗有盛唐遺風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圖

中新社記者：這些精美的西亞陶器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陳梓生：這種孔雀藍釉陶瓶并非西亞陶器流傳到中國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館專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陽鎮鳳旗山王潮墓調查時也有發現孔雀藍釉陶片數片，其釉色、陶質和器胎厚薄均與福州劉華墓出土的孔雀藍釉陶瓶相一緻。

王潮原名王審潮，五代十國之一閩國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劉華死于長興元年(公元930年)，前後相距32年。從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藍釉陶瓶作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閩國王公貴族的一種随葬禮儀或習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廳展示的這件孔雀藍釉陶瓶，形體較大，而且陶瓷比較易碎，經不起多次輾轉，應該是從伊朗直接運達福州。也就是說，孔雀藍釉陶瓶是通過船載，沿着海路，從福州港進入閩國的。

自唐代以後，陸上“絲綢之路”因戰亂逐漸衰微或中斷，而“海上絲綢之路”運輸能力躍居中西交通首位。當時，由于中國造船業發展以及海航技術的進步，唐代有一種叫“蒼舶”的大船，長20丈，可載六七百人；還有一種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載重至3萬石。

在五代十國時期的東南沿海，福州港已經崛起。據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詩雲，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國人”，反映了福州與海外通商的盛況。當時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貨”進入中國的轉口貿易的重要港口。《全唐書》文獻中亦記載，當時已經有商人經營波斯商品進入中國的貿易，而且在貿易中掙了很多的錢。

劉華墓發現孔雀藍釉陶瓶之後，揚州、甯波、泉州、桂林和容縣、廣州等地也有類似器物發現。這些地區除了桂林和容縣外，都是公元9世紀到10世紀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當時海路貿易經濟的繁榮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廳展示的孔雀藍釉陶瓶。呂明 攝

中新社記者：孔雀藍釉陶瓶的出土，見證了古代“海絲”的繁榮。如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全面推進，如何以古鑒今，讓絲路精神薪火相傳？

陳梓生：孔雀藍釉陶瓶具有特殊的曆史、文化、藝術價值，是海外輸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國與西亞地區人民友好往來的見證。

博物館作為文化傳播主陣地之一，其擁有的文物資源承載着“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人民的共同記憶，促進了沿線地區思想文化交流，對社會發展和民族意識産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新形勢下，博物館的核心任務是通過文物、展覽引導觀衆回望輝煌的文明發展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圖

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聯合中國沿海七省45家博物館，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舉辦了“絲路帆遠——海上絲綢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聯展”。截至目前，該展已赴中國多個省市展出。

同時，為了讓廣大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絲綢之路”的千年風貌，我們以瓷器、絲綢服飾、茶、香料、動植物、食物、航海術、造船術為主題，研發了八大系列教育課程；在展覽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科普讀本《舌尖上的絲綢之路》，深受廣大讀者喜愛。

通過展覽的舉辦和教育活動的開展，希望讓廣大觀衆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的“絲綢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陳梓生，研究館員，福建博物院社會教育部主任，中國博物館協會社教專委會副主任。長期從事博物館社會教育工作，主要緻力于博物館公共教育及傳播推廣領域研究，主持并參與編寫《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識讀本》《舌尖上的絲綢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