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元祐四年（1089），蘇轼以知州的身份二仕杭州，再度回到西湖湖畔。在任職杭州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裡，蘇轼為杭州留下了西湖，并修築了蘇堤，留下了南宋以來著名的“西湖十景”中的“蘇堤春曉”和“三潭印月”。

對于蘇轼，後人有太多的解讀。2月中旬，在封面新聞記者的采訪中，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長、西湖申遺專家組組長陳文錦，杭州西湖博物館總館館長潘滄桑分别解讀了他們心中的蘇轼。

蘇轼是有“宇宙型”胸懷的人

蘇轼寫過許多關于西湖的詩，人人都知蘇轼愛西湖。他寫春天的西湖，“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初夏的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白天的西湖“旋折荷花剝蓮子，露為風味月為香”讓他休閑放松，夜晚的西湖“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讓他有所哲思。陳文錦說道，二任杭州時，蘇轼幾乎每天都在西湖邊工作。他與友人一起出遊、寫詩，大都也在西湖附近。

“我覺得杭州跟他的緣分很深，他對杭州的山水也非常依戀。”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長、西湖申遺專家組組長陳文錦在封面新聞記者的采訪中，這樣說道。但蘇轼與其他想要将西湖“私有化”的人不同。“他對于西湖是沒有私心的，也不想将其占為己有。蘇東坡是一個有宇宙型胸懷的人。他隻喜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

西湖

陳文錦認同李澤厚曾經評價蘇東坡的一句話“蘇東坡生得太早”，但是對于李澤厚的後半句，陳文錦是不同意的。他反而覺得，蘇東坡對人生的覺悟、人性的理解的高度，自魏晉之後也就此一人。“我們看到蘇東坡有些感慨，有些憂傷，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還要‘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呢！”

在陳文錦看來，蘇東坡其實代表了中國人積極向上的一種精神面貌。因此陳文錦解讀道，蘇轼在杭州動員民衆退田還湖、疏浚西湖、修建蘇堤，包括他在當地留下的美談“畫扇斷案”這些事情，都體現了人們對蘇轼人格魅力的認可。這也是因為蘇轼本身就把為國為民，作為辦事的出發點：“他不隻是單純地解決水患問題，還考慮到了審美的層面，再而解決了交通的問題。在當時，他是把這些事情當作自己的事在處理。”

而離開杭州之後，蘇轼也沒有再提及過自己在杭州的政績。陳文錦認為這同樣體現了蘇轼的“宇宙型胸懷”：“他在杭州有這麼多功績，但他離開後也再沒提到過，有種‘深藏功與名’的感覺。”

西湖邊的東坡像

遵循内心對公理的追求

在蘇轼獨特的人格魅力這一點上，杭州西湖博物館總館館長潘滄桑有着同樣的看法：“蘇轼是超脫的。他遵循的是内心對社會公理的追求，而不是個人的訴求，這種思想的層面與其他人是不一樣的。”

“烏台詩案發生的時候，蘇轼其實是一個非常率真的态度。别人問他，他就說；别人沒問的，他也全部如實供出。”元豐二年，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舒亶，禦史中丞李定，國子博士李宜之等人上書彈劾蘇轼，認定他出言攻擊朝廷，反對新法。後來經神宗批示，蘇轼被捕，又被送進禦史台的監獄正式提訊。蘇轼對在詩作、書信中，表現出的對青苗法、鹽法等新法政策的不滿，和對朝政缺陷的譏諷，一一承認。

蘇轼在《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後不豫，有赦作》中寫到：“隻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正言”，說明入獄近兩個月的時間，蘇轼仍舊認為自己所寫所想的并非“诽謗”，而是為國為民的言論。“他還是認為他是赤膽忠心的。在那麼危急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會采取一種逃避或者編故事的方法，減輕自己的罪責。但蘇轼沒有。他嚴格遵循自己内心的追求，這是很難得的。”

烏台詩案後，蘇轼也曾經過一段苦悶的日子，他回想起這段經曆是“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但這種情緒很快就過去了，蘇轼将眼光轉向了更廣闊、深遠的地方。他在黃州所寫的《赤壁賦》，就體現出了這種超然與哲思：“蓋将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人生短暫而天地永恒，一時的苦悶并沒有困住蘇轼，反而讓這種超脫和釋然的“東坡精神”永存。

（特别感謝杭州市蘇東坡文化研究會、杭州西湖博物館總館對本次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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