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紫藤下的美麗邂逅

一場美麗的相遇,需要一個特别的日子!

我和葉聖陶的相遇也是這樣:2001年,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我當然早就知道葉聖陶,讀過他的書,教過他的作品,也熟記幾句他的教育名言。然而,僅此而已,在精神上,我和葉聖陶沒有交集。精神相遇是什麼?經過心與心的碰撞,靈魂與靈魂的交流,然後發出如泉石相激般泠泠作響的共鳴。

那年春天,校園裡那棵千年紫藤繁花盛開的日子,在葉聖陶的母校——江蘇省蘇州市第一中學有一場業務活動,我第一次見到了矗立在校園門口的葉聖陶漢白玉塑像,在閱覽室又看到了衆多校友的介紹,那可都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那一年夏天,我義無反顧地聽從心靈的召喚,選擇了這所馳譽江南的百年名校。從此,我開始走近這位著名的前輩校友。

1894年10月28日,葉聖陶出生在一個家境清苦的貧寒之家,取名紹鈞,字秉臣,用的是《詩經》中的句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1907年,僅讀一年小學的葉紹鈞跳級進入剛剛成立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這是蘇州第一所實行現代教育體制和教學方法的新式中學堂,紹鈞在這裡一讀就是五年。

時值世紀之交,維新潮流一浪高過一浪。這所新式學校所開科目和讀經應考的舊式私塾完全不同,首任校長和大部分教員都有留洋日本經曆,滿腦子新思想、新觀念。學校學習日本,完全按現代教育的要求開設課程。葉紹鈞在這裡接受了完全新式的教育,不僅受到西方現代科學的思想啟蒙,而且還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壯麗洗禮。辛亥革命來了,紹鈞自覺名字有點“陳舊”,請老師幫助改名,老師取“聖人陶鈞萬物”之意,為他取号“聖陶”。這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改名,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陶鈞萬物”,事實上成了葉聖陶縱貫一生的志業追求。

人生的際遇往往無法解釋。辛亥革命前後,同盟會江蘇省負責人也是日本留學生的袁希洛主持學校校政,學校自然成了江蘇雲水翻騰、風雷激蕩的革命大本營。因了這位袁校長,葉聖陶和他的同學拉近了與時代的距離。袁希洛經常對他的學生們宣傳教育救國,于是,中學畢業前夕,葉聖陶在日記中堅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此身定當從事于社會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畢業時,袁校長介紹葉聖陶和他的一批同學走上了小學講台。幾年之後,葉聖陶和他的兩位聲氣相投的同學一起,在古鎮甪直意氣風發地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運動,“做了中國教育史上從沒有過的事”,上演了一出有聲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劇……也是在這裡,葉聖陶創作長篇小說《倪煥之》,發表了《小學教育的改造》等主張教育改革文章,從此開始了長達60年的漫長教育思考,演講、書信、社評、短論,煌煌25卷文集,無比樸實的文字處處閃爍着“教育為人生”的灼灼思想光華。

多少個春暮秋晨,徘徊在飽經滄桑的千年紫藤樹下,我常常禁不住心生遐想:山水草木,也是乳汁,吸日月之精華,鐘天地之靈氣,聚江南溫山軟水之風韻,曆幾千幾百回春風秋雨之滋養,紫藤以其特有的風姿和營養,成為這座校園的文化圖騰,熏陶滋育莘莘學子,葉聖陶是其中的一位傑出代表。千歲紫藤,百年聖陶!在紫藤下和葉聖陶相遇,是命運對我的眷顧。

重新“發現”葉聖陶

葉聖陶是著名文學家,曾參與發起成立“五四”時期最早的文學社團“新潮社”,并以《倪煥之》《多收了三五鬥》等一批文學力作享譽文壇。他是名滿海内的著名編輯家,是茅盾、巴金、丁玲等衆多著名作家處女作的“助産婆”。他在出版界也聲名赫赫,編輯出版過《小說月報》《中學生》《國文月刊》等影響深遠的雜志以及一大批深受歡迎的國語教材。然而,1988年2月16日,當葉聖陶走完了長長的一生,第二天,新華社發出的通稿标題卻是: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同志在京逝世。新華社不愧是新華社,比之于文學、出版、編輯等方面的輝煌業績,葉聖陶更是一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著名教育家。

但是,這是一位到目前為止尚沒有為人們充分認識的教育家。檢索有關葉聖陶研究的文獻,你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對葉聖陶文學作品以及出版成就的評論,從1920年代起即已見于報端,不絕如縷汗牛充棟,而對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卻寥若晨星。1974年,香港《良友之聲》發表《教育家葉聖陶》的文章,這是研究教育家葉聖陶見諸史料的最早的文字,此後便寂然無聲。一直到1990年代,國内學術界才有一些零星的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問世。其實,被人們忘卻的不止是一個葉聖陶,寂寞的是一個教育家群體。

非但如此,對葉聖陶還存在着種種誤讀。葉聖陶是偉大的語文教育家,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評價葉氏語文觀,卻是一個頗有分歧而又無法回避的敏感問題。新世紀之初,課改風起,葉聖陶一度成為争議對象:否定者将其視作新課改的“絆腳石”,語文教育種種弊端的“罪魁禍首”,其主要依據乃葉聖陶主張語文“工具論”;辯護者卻又言之鑿鑿,将“工具論”視為拯救語文的“諾亞方舟”。對于同一個觀點,争辯雙方竟然如此針尖對麥芒。

面對如此紛纭複雜的局面,我和我的教育同仁們陷入了深思。我們覺得,喧嚣的現象背後,表現出一種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一方面,是對葉聖陶語文教育的理解不夠全面完整,沒有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深刻解讀,往往是片面肢解,各取所需;另一方面,是對教育改革價值取向的認識模糊,以為西方的理論可以照搬,一切都是外來的好,忽視了教育改革尤其是母語教育改革必須立足于傳統語文教育經驗,必須從本土教育資源中尋找理論支撐。于是,就在一片争論聲中,我們學校卻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學習和實踐葉聖陶教育思想,用葉聖陶教育思想引領學校的各項教育教學工作。學校領導響亮提出,要自覺地把學校建設成為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宣傳陣地、實踐園地和研究基地。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學校決定建立“葉聖陶教育思想展館”,而這個展館的研究任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我的身上。

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研究工作。如前所述,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研究工作,深入系統研究和可資借鑒的成果很少,而種種“遮蔽”和“誤讀”卻不一而足。展館必須用清晰準确的文字和圖片向人們回答:葉聖陶教育思想是什麼?為什麼?它從哪兒來?意義在哪裡?兩年多的日子裡,我就這樣不停地爬梳剔抉,去粗取精,默默地做着“去蔽”“還原”的研究工作。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曆史研究總是離不開研究者的當下情懷,換言之,我們今天對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必須從教育現實出發,發掘和尋找出對當下教育富有建設性的理論資源,重新“發現”葉聖陶。終于,在2012年5月紀念葉聖陶從教100周年之際,“葉聖陶教育思想展館”在蘇州一中隆重揭幕,我們對葉聖陶教育思想的嶄新诠釋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由我選編的葉聖陶教育思想經典讀本《如果我當教師》同時發行,并成為閱讀熱點,被多家教育媒體評為年度排行讀物。繼“葉聖陶教育思想展館”之後,江蘇省葉聖陶教育思想研究所獲得批準,并在蘇州一中挂牌運行,一中作為葉聖陶教育思想實踐和研究基地的地位進一步凸顯,“葉館”和“葉所”的輻射效應和社會影響正與日俱增。

“教育為人生”的現實觀照

我們将葉聖陶教育思想的總綱命名為“教育為人生”。中小學教育要着眼于學生的成長和終身發展,為學生一生發展奠基——正是這一着眼于人、人生和人的發展思想,使葉聖陶教育思想根本區别于傳統教育觀念,從而獲得了鮮明的現代意義和價值,躍上了20世紀那個新時代的思想潮頭。支撐“教育為人生”這一理論大廈的,是包涵教育本質觀、教學觀、全面發展觀、兒童觀、師表風範觀等七根堅實的思想支柱。葉聖陶無意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但是,他豐富、廣闊和深刻的教育智慧,事實上支撐起一座素樸謹嚴而不失恢宏氣度的教育思想大廈,葉聖陶的名字因此而毫無愧色地跻身于偉大教育家的行列。

深度走進葉聖陶之後,我常常有一串困惑和問題萦繞于心:用葉聖陶教育思想觀照當下現實,我們的教育問題症結在哪?假如葉聖陶活在當下,他會作何感想?會不會發出比當年更加激烈十倍百倍的“我呼籲”?還有,比之于中國曆史上的教育家,葉聖陶及其同時代的那一批教育家意義何在?比之于同時代的教育家群體,葉聖陶的獨特地位又在哪?這些問題概而言之,就是葉聖陶教育思想的曆史地位和當代價值。強烈的問題意識推着我不由自主地朝前走,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已然成為我一種濃郁的情結。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過程中,李澤厚關于社會轉型期文化的“轉化性創造”思想給了我莫大的啟迪,讓我對葉聖陶及其同時代教育家群體的曆史地位和當下價值,獲得了一種較為清晰的認識,這就是哲學的力量。

在一篇論文中,我寫下了如下的話:“事實上,這種現象并非教育所獨有,幾乎是社會轉型期的一種文化通病。因為,一方面,傳統文化中确有沉重的曆史糟粕需要清理和剔除,不打破傳統,就無法邁出走向現代化的步伐;而另一方面,文化傳統中又積澱着民族文化的精華,保留着民族的文化胎記,現代化必須從這片豐饒土地上出發而不可能在一片廢墟上起步。這也正是社會轉型的艱難和複雜之處,是現代化曆史進程中需要高度警惕和回避的“陷阱”……葉聖陶和20世紀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那一代教育名家,如蔡元培、黃炎培、晏陽初、陳鶴琴、陶行知等人一樣,在他們身上既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粹,同時又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和現代精神,或者毋甯說,他們教育思想的形成過程,就是中國社會轉型和教育現代化曆史進程的個性化縮影,他們無一不是西方現代教育思想和中國傳統教育智慧相結合并植根于中國教育土壤中的産物,相互映襯,相映生輝,共同譜寫出現代化交響曲中屬于教育的輝煌樂章,這是一筆豐厚的思想遺産和理論财富。”

(作者系江蘇省蘇州市第一中學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