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桐（毛筆畫）曾孝濂

山茶花（水彩畫）曾孝濂

綠絨蒿（綜合畫法）曾孝濂

睫毛萼杜鵑（綜合畫法）曾孝濂

家園（鋼筆畫）曾孝濂

【藝述熱點】

“原本自然”生物博物畫邀請展正在雲南昆明展出，作為中囯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83歲高齡的曾孝濂領銜老中青三代博物畫家聚焦生物主題，不僅展現出創作者們對自然科學和藝術領域的持續關注與探索，同時也成為當下中國博物畫重新煥發活力的真實寫照。生物博物畫究竟有何獨特魅力？生物博物畫創作該何去何從？本期“藝述熱點”，我們采訪到曾孝濂教授，聽聽他關于中國生物博物畫發展的研究與心得。

記者：您供職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近40年，終身都在從事生物繪畫工作，是什麼契機讓您走上這條創作之路的呢？

曾孝濂：還在昆明一中讀書時，我就喜歡畫畫。1958年，我意外地收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錄用通知書。先是被分配到了植物化學實驗室工作，後來因為繪畫才能，被調入了植物分類研究室。

《中國植物志》編寫工作開始籌備時，植物分類研究室組建了繪圖組。我和其他五個年輕人在專家們的指導下，逐漸了解了植物志插圖的特點和繪畫技巧。那時候，我在研究所的圖書館借了很多經典植物圖志，一有空就紮進植物園，找一些适合的植物苦練畫技，配合分類專家進行标本的繪制工作。

記者：《中國植物志》聚集了專職插畫師160餘人，曆時45年才得以完稿。全書共80卷126分冊，收載了三萬餘種植物，為中國植物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提供了重要依據。您将畢生大部分精力奉獻于此，請您談談在繪制過程中的感受？

曾孝濂：《中國植物志》與《中國動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并稱“三志”。這類科學著作一定要有插圖，作為文字不可或缺的補充。“無一花無出處，無一葉無根據”，我們在畫植物志時，所有插圖都要标注依據的是幾号标本。在制作臘葉标本的過程中，為了避免結構間互相遮擋，很多細節的位置都改變了，幹燥後的植物也枯萎了，沒有顔色。每畫一張圖我們都要在顯微鏡下觀察它的細部，再用鉛筆打草稿。經過分類學家确認後，我們才能再用毛筆或鋼筆上墨線。植物的形态被壓在标本台紙上，我們要将平面變為立體的，這需要掌握繪畫中的透視關系，盡可能地讓它們“活”過來。

由于印刷條件等限制，各國早期的植物志插圖主要都是黑白線條的形式。中國的植物志插圖有着自己的特點，它可以用毛筆來畫，比鋼筆更容易把握線條的粗細變化。當時的昆明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研究所都是用毛筆來畫的。

記者：除了畫《中國植物志》，您也畫了很多大衆喜聞樂見的博物畫。

曾孝濂：博物畫更符合大衆的審美需求，不用畫植物器官的解剖，在顔色、光線等方面能夠表現得更加生動豐富。20世紀70年代，要出一本《山茶花圖譜》介紹雲南山茶花的品種。那時候條件有限，老專家授權我們可以去摘植物園裡盛開的山茶花寫生。天一亮我就開始畫，插在瓶子裡的花從摘下那一刻就會慢慢開，不搶時間的話，花就從半開變成全開了，所以大腦很緊張，畫局部時還要想着整體關系，全神貫注，一直畫到中午，不喝水也不去廁所。畫完後人都是發抖的，因為精力太集中了，能量都被耗盡了。

綠絨蒿生長在高海拔的環境中，為了畫好它，我爬到雲南白馬雪山海拔4700米的地方。強烈的紫外線照射，空氣又稀薄，寒風肆虐，在那麼惡劣的條件下，它的花瓣在陽光下散發出緞子一般的光，風吹的時候還在顫顫發抖，像一個精靈在向我們召喚，太神奇了。不論植物還是動物都是有強烈的生存意識的，它們為了生存繁衍想出各種各樣的“招數”，非常了不起。

記者：您曾說過，在西雙版納雨林工作的五年是您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您是如何完成創作蝶變的呢？

曾孝濂：當年，為了解決熱帶叢林中作戰部隊瘧疾橫行的問題，我有幸被選中，随先頭科考部隊一起深入邊境地區采集标本樣品，而後根據實驗室篩選出來的有效種類實地寫生。這是我進入昆明植物研究所後第一次置身于雲南神奇的大自然之中。隊伍向前走，我會留下來畫某個物種，整個林子裡隻有我一個人，完全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那時候，我每天都是高度興奮的狀态，和很多專家在一起，向他們學習。和植物志的黑白線描圖不同，當時要求畫很寫實的彩色物種圖，便于戰士們能夠分辨出來并且找得到。由于原始森林裡的霧氣重，當時畫的都是油畫。

這五年是我非常寶貴的經曆，我意識到除了畫得準确以外，還要畫得生動，按照自然規律表現出植物和動物原初的生命狀态和那種朝氣蓬勃的生命力，要把它們渴望生存繁衍的感覺畫出來，這是我的工作觀念的轉變。

記者：随着攝影技術的發展，博物畫是否還具備自身的優勢？

曾孝濂：博物畫和攝影各有所長。現在我有數以千計的攝影素材，攝影幫了繪畫的大忙。但是他們之間不能畫等号。同一科屬的不同物種，形态差異可能很小，博物畫可以有意識地突出物種特征，使之更加一目了然。在一張植物科學畫中，可以同時畫出一棵植物的花、果實和種子。

給植物繪制一幅科學畫，是現代植物分類學的傳統。很多具有悠久曆史的權威雜志上，物種發表依然還是要求手繪。手繪除了表現方式更加主動以外，還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記者：您畫了一輩子博物畫，參與完成國家多項重要科研著作編繪任務，可謂擇一事，終一生。目前您還在創作嗎？接下來，有什麼計劃或者願望？

曾孝濂：畫畫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畫的時候很安靜，會忘記病痛和煩惱，我就是靠着它支撐到現在。除了這件事我什麼也不會做。

現在平均每天我還是要畫八九個小時，如果哪天因為别的事情沒畫，總是惦記着要補回來。年歲大了，刻畫一些精細結構的時候，要戴上頭戴式的放大鏡，看得清楚，畫起來也比較方便。

《詩經》已經完成交稿了，這是積壓在我心裡一直想做的事。日本學者在江戶時代就撰繪過《詩經名物圖解》，這次我們能以圖考的形式将其表現出來，很有意義。我是創作者中年齡最大的，畫了将近90幅。因為是圖考，碰到疑難的，還要把幾種形态都盡量展示出來。比如畫金絲猴，到底是川金絲猴、滇金絲猴還是黔金絲猴，為了方便專家考證，三種都要畫。人對大自然的認知始終是有限的。

除了表現物種個體，我在年輕時候立下的夙願，就是畫各種樹木的生态景觀，為此我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拍攝的資料照片都有幾千幅了。我想把樹木在大自然中的千姿百态，樹木之間、樹木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這方面國内畫的人太少了。今年我已經去了三趟西雙版納，我想在三年之内畫一百幅以西雙版納樹種為主的生态景觀，還包括古樹名木。要抓緊時間，不然來不及了。

畫生态景觀，除了表現樹種的特征，還要畫出一種氛圍，能夠表現物種在原初生存環境中自然和諧的狀态，非常有挑戰性。我的個性就是不願意重複，每天都有新的知識要去學習、新的表達方式要去實踐。我也沒有感覺自己到了垂暮之年。年輕的時候是愛好，工作的時候是職責，到了晚年已經是痼癖，深入骨髓，改不了了，改了也就活不了了。《中國植物志》完成後很多人都改行了，而我們幸運地從科研院所、科學專著裡走向大自然，走向觀衆。退休後我也沒有停過筆，稀裡糊塗地，一畫二十多年就過去了。

記者：随着國家對于生态文明建設和生态環境保護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自然、熱愛自然。您覺得未來博物畫的發展何去何從？

曾孝濂：博物畫以辨識自然物種為己任，以寫實的手法，通俗直觀地反映生物原初的自然面貌和客觀的形态特征，已經成為大衆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它，中小學生開始做自然筆記，從小就建立起生态環保意識，魯迅美術學院等一些藝術院校也開設了相關的插圖課。時代在變，大家都更加重視生态文明建設，重視環境保護。我和投身博物畫領域的年輕朋友說，一定要以高标準要求自己，不要隻把它當成愛好，雖然個人的力量小，但是要努力彙入到時代洪流當中，我們對生态文明建設或許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今，看到年青一代有那麼多人主動加入生物繪畫的隊伍，真是感覺到生物博物畫的春天已經到來了。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類應該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

（本報記者田呢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