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羅城圖

衆所周知，有關古代福建地區的史料在宋元之前少之又少，像中原、江南，乃至于廣東地區的相關史料在魏晉以前都有了不少的積澱。從東晉南朝開始，當時一些政府官員才開始專門記錄福建地區的史料，比如南齊時蕭子開編寫的《建安記》，又如唐代福建本地人林谞編寫的《閩中記》。

很可惜的是上述這些福建早期地志都已經亡佚，散見于部分書籍之中。總而言之，想了解中國早期曆史上的福建，并沒有太多的依憑，更不用說當時城邑鄉村的面貌了，因此在南宋時期編成的《三山志》成為了解早期福州的最佳典籍。

《三山志》在後代通常冠以“淳熙”二字，合稱《淳熙三山志》。淳熙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使用的最後一個年号（1174—1189年）。福建共有三種南宋地志留到了今天，而《三山志》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本，也是今天我們能夠使用的最早和最完整的福建地志。

《三山志》的書名有一個頗為複雜的演化流程，本書作者在《三山志》的序言中稱：“書成，為四十卷，名曰《三山志》。”然而宋元人多稱呼此書為《長樂志》，南宋的兩位大藏書家尤袤和晁公武在各自編寫的目錄類書籍中都稱，“《長樂志》四十卷，梁克家編”，《宋史·藝文志》也如是記載。宋淳祐年間，又有朱貔孫等人将進士題名續補編入，衍生出四十一和四十二卷。

到明代，人們改稱是書為《三山志》，明代《千頃堂書目》記“《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梁克家”，又清《皕宋樓藏書志》記“《三山志》四十二卷鈔本，宋梁克家撰”，清人修《四庫全書》亦稱為《淳熙三山志》，共四十二卷。到目前為止，關于《三山志》（《長樂志》）何以名稱不同的原因，仍然沒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分析。不過，經由不少學者的辨析和使用《三山志》，我們還是能夠确定是書的宋代出身。

福州曾經在唐代一度改稱為長樂郡，更為知名的是其别稱“三山”。從書籍的名稱不難看出，《三山志》是一本專門記錄宋代福州地區的史籍，包含了當時福州下轄的閩縣、侯官、懷安、長樂、福清、永福、連江、羅源、長溪、古田、甯德等縣，又以地理、公廨、版籍、财賦、兵防、秩官、人物、寺觀、土俗為條目，内容廣博而又詳細。

淳熙時代的福州不再是唐以前的蠻荒之地，而被稱為東南巨鎮，南宋福建一路的稅收抵全境大半，如此重要的城市卻沒有一本完善的地志，所謂“興廢增改率非其故矣，缺不書者十九”。故此當時任職福州的梁克家想着編纂一本書專門來介紹福州城。

根據《三山志》的序言，梁克家“約諸裡居與任于此者相與纂集，讨尋斷簡，援拘公牍，采諸老長所傳，得諸闾裡所記”。在梁克家所約的“裡居”和“任此者”中，陳傅良承擔了《三山志》主要的編纂工作。有趣的是，提議編寫《三山志》的梁克家和主要編寫人陳傅良竟然都不是福州人。

梁克家是南宋泉州人，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進士第一名，出道不到十年就在宋孝宗的手下“兼參政知事”，簡單來說就是當時的副宰相，之後更是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自淳熙六年至九年（1179—1182年）任職福州。就在梁克家到任福州的淳熙六年，溫州人陳傅良也“出通判福州”。陳傅良是南宋永嘉學派的幹将之一，元人做《宋史》将其歸入《儒林傳》，稱他“文擅當世”。

梁克家與陳傅良彼此頗為信任，《宋史》載：“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第一本福州地志就在兩位外地人手中開始成形。說句題外話，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往往外地人做的反倒要比本土人好。“外地”的身份帶來了一個局外人的立場，會對本土居民熟視無睹的情與物有濃厚的興趣，而又不會像本土居民編寫地志一樣陷入無邊的虛美之中。

因此，《三山志》不僅有陳傅良與梁克家的文筆保證，同時這兩位的“外地”身份保證了《三山志》“主于記錄掌故，而不在誇耀鄉賢，侈陳名勝，固亦核實之道，自成志乘之一體，未可以常例繩之”。這段出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價是四庫館閣臣對比《三山志》與後世編纂的福建地志之後得出的。

以今日的學術觀點來看，一本地方志最要命的問題就是無限地誇贊本土的人物名勝，不核實史料的真實性就加以引用，甚至歪曲和篡改史料。《三山志》内對許多當時不符合事實的福州人物、名勝的誇贊就已做了史料辨析，用今天的話說，《三山志》比較嚴謹地遵守了史學規範。

除了編者文筆與态度之外，《三山志》本身廣博的内容更是其不可不讀的原因。舉例來說，五代閩國是福州城市建設中的關鍵性階段，自從晉朝改築子城以後近六百年間，福州城未曾有過擴建，而閩國一口氣修了羅城、梁夾城（包括南夾城和北夾城），與同期修建的宮殿、港口、河溝等工程奠定了福州的城市格局，宋明重修福州城都是在閩國的基礎上擴充或者收束的。

但是，如此重大的城市營建，在新舊《五代史》和碑刻中隻有零星的記錄，如果沒有《三山志》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關鍵性的材料，這場營建的細節和營建後的樣貌便很難複原，又由于梁克家在編纂《三山志》時尚能見到更早的文獻或者碑刻，摘抄了其中不少的材料，更早的城市信息得以保存，比如《三山志》在《府廨》一卷下引用了唐代修建福州城北門和天王堂的碑刻文獻。

《三山志》還能為我們解答許多現在福州城市地名、道路、市集的由來。如福州的西洪路連接着今天的西門兜與二環路，熟悉西門一帶的老福州人都知道，西洪路曾經白天是菜販們的聚集地，晚上則是熱鬧的夜市。有意思的是，這些集市隻分布在西洪路靠近西門一帶，即便在西洪路拓寬以及靠二環路居民區興起後，商家擺攤還是喜歡堆在西門一側，無論遠近的居民也很自然地到西門一側買東西。這一現象“違背”了一般的經濟規律，它更像是一種長時間養成的習慣。

果然，我們能在《三山志》裡找到“西門外草市”的記載，同樣在《三山志》裡我們又能夠發現西門驿路是宋時福州通往省外的關鍵道路，設有兵營和驿鋪，周圍多有農莊。在南宋，由于西門驿路的影響，以及周邊農戶的需求，西門外便已經形成集市，周邊居民自此皆聚積于西門周邊進行交易，即便現代西洪路的居民區幾經更易，而集市不衰。

《淳熙三山志》就像是一本福州形成指南，它提供了福州老街道、老建築最早的“百科信息”（不止一種），而附着于地名下的人口、道路、村莊的信息又是分析福州城市發展的資料依憑。我們能在閱讀這本古籍的過程中更好地理解今天福州城的人、物、情。如果你對“塔頭”“黃巷”“白湖亭”的地名由來有興趣，可以試着在《三山志》裡找找它們。（馮濤）

來源：福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