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梁王和劉丞相?【青年學者論壇】誰是魏晉時期最偉大的文人（或詩人）？今天，我們可能會将這頂桂冠賦予晉末宋初的陶淵明這無疑是受到唐宋以來文學觀念與風氣的影響而在當時及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長期占據文學“第一人”寶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傳謝靈運以“才高八鬥”稱賞曹植（見宋人《釋常談》），鐘嵘更是在《詩品》中将他所能想到的贊詞都堆砌到了曹植頭上（“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漢武大帝梁王和劉丞相?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漢武大帝梁王和劉丞相

【青年學者論壇】

誰是魏晉時期最偉大的文人（或詩人）？今天，我們可能會将這頂桂冠賦予晉末宋初的陶淵明。這無疑是受到唐宋以來文學觀念與風氣的影響。而在當時及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長期占據文學“第一人”寶座的是曹植。在南北朝，相傳謝靈運以“才高八鬥”稱賞曹植（見宋人《釋常談》），鐘嵘更是在《詩品》中将他所能想到的贊詞都堆砌到了曹植頭上（“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如果說早在南朝，文人們就普遍推崇曹植為“第一人”，那麼何人能被尊為“第二人”，就沒那麼明确了。而中國古代常見的“二人并稱”，可為這一問題提供重要線索。

名人并稱，古已有之。在文學領域，“并稱”更是屢見不鮮。某甲與某乙若能被并成為“甲乙”（或“乙甲”，如“班馬”、“屈宋”等），自然說明此二人被視作水平相當，境界相類。而在魏晉，能夠在文學方面和曹植并稱的，首推王粲和劉桢，“曹王”與“曹劉”，在南朝文學批評類文獻中也頻頻出現。

關于“曹王”與“曹劉”之并稱，已有學者關注，但主要集中于詩歌史層面展開考論，如張亞新從“審美觀念、審美情趣和審美視角的不同”加以釋論（《“曹王”、“曹劉”辨》，《貴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又如李靜從“五言詩、重風力、重氣、善用比興、不傍經史”等方面論述“曹劉”何以并稱（《試論“曹劉”并稱》，《中國韻文學刊》2005年第3期）。然而，僅從詩歌史内部考察“曹王”和“曹劉”，尚不能窺破這一對“并稱”背後的觀念差異。實際上，南朝頻頻出現的這一對并稱，恰代表了當時的兩種文學觀念，而這兩種文學觀念最直接的表現，就在偏重哪種文體。簡單來說：“曹王”代表的是傳統的，兼重各體（尤重詩賦）的文學觀念；而“曹劉”代表的則是南朝新興的，推重詩歌（尤重五言詩）的文學觀念。

試證諸相關文獻。

《宋書·謝靈運傳論》是目前見到最早并稱“曹王”的文獻。《宋書》無專門之“文苑（文學）傳”，故《謝靈運傳》部分承擔了相關功能，其論更是不限于謝靈運，縱論整體意義上的文學。《謝靈運傳論》将“自漢至魏”的文學發展作為一段落加以論說，其文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标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在這裡，“曹王”是魏之代表，司馬相如和班固則是漢之代表，他們“同祖《風》《騷》”。司馬相如和班固均是大賦家，當然也有歌詩之作，這裡對“曹王”文學成就的褒揚，顯然不限于詩歌，而是着眼于整體之文章，而最能代表整體文章的，自然是辭賦和詩歌。随後，《謝靈運傳論》又叙說了晉代文學之變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史臣将潘嶽與陸機選定為西晉文學之代表，他們均是詩賦兼美且擅各體文章的。而所謂“律異班、賈，體變曹、王”，或許理解作“律、體”不同于“班、賈、曹、王”更為合适。這裡的“曹王”和上文一樣，是魏文學的代表，潘、陸與曹、王之不同，也不限于詩歌。《謝靈運傳論》的最後部分讨論了聲律的問題，這是當時文學界的新動向，也是謝靈運的貢獻所在。而這一部分的論述，确實集中在詩歌上。在這一部分，史臣又舉出了曹植和王粲的詩作（“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并以漢魏晉之先賢不解聲律反襯謝靈運及其時代的偉大（“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顔，去之彌遠。”），這裡的“曹王”并稱，倒确實是集中于詩歌方面。與之類似的，《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和《隋書·文學傳序》也是“曹王”并稱，以之為一時文學之代表。正史修撰，多有因循，《周書》與《隋書》的并稱，當主要受到《宋書·謝靈運傳論》之影響。

在《文心雕龍》中，“曹王”和“曹劉”均被提及。但這并不意味着劉勰在“第二人”的選擇上首鼠兩端，他同樣堅定地認為王粲是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在《明詩》篇的“敷理以舉統”部分，劉勰總結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而“曹劉”的出現，則與劉勰對經典時代之後文人文學的批評有關。在《比興》篇中，劉勰在列舉了“比”的幾種情況後，批評後來的文人說：“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由此可見，當劉勰并列“曹王”時，乃贊揚他們兼善四言、五言詩；而他并列“曹劉”時，則是批評漢代以來的作者們在運用比興手法時（尤其是辭賦創作中）“習小而棄大”，不能和經典時代的作家（“周人”）相比。“并稱”之外，劉勰在《才略》篇中，不僅強調了王粲為文有“兼善”之長，還集中于“詩賦”，定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其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故在劉勰眼中，王高于劉，為僅次于曹植的“第二人”，殆無疑義。我們甚至可以推測，《比興》篇之“曹劉”并稱，正是因為在劉勰筆下，“曹王”是正面代表，故他在此處的負面論述中用“曹劉”。

至于正面并列“曹劉”，且明确論定劉高于王，則在《詩品》中有全面的陳說。《詩品》以曹、劉為“文章之聖”。王粲雖然也被鐘嵘列于“上品”，卻無法媲美劉桢。《詩品》一書結構謹嚴，鐘嵘對于五言詩有明确的評價标準，即“風力”為主、“丹彩”為輔（“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準乎此，曹、劉、王高下立判：曹植“風力”與“丹彩”兼善，故曰“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劉桢則“風力”佳而“丹彩”遜，故“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王粲恰與劉桢相反，“丹彩”有餘而“風力”不足，故“文秀而質羸”。可以說，《詩品》之“曹劉”并稱，乃鐘嵘依據自家論詩準則所作的慎重判斷。

而在留存部分文字的所謂《雕蟲論》中，雖然裴子野對當時文風的大判斷與沈約、劉勰、鐘嵘迥異，但在行文中也“曹劉”并稱，視他們為五言詩的代表：“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

以上諸例，均非随手并稱，而是在論及文學史脈絡并有所評斷時并稱“曹王”或“曹劉”，《文心雕龍》與《詩品》更是結構謹嚴的文論佳構。故由上文可知，僅僅在詩歌史的脈絡下讨論“曹王”與“曹劉”，尚未達一間。“曹王”與“曹劉”在文體上的指向并不一緻：“曹王”所指向的是整體的“文”，“曹劉”所指向的則是“詩”（尤其是五言詩）。而“曹王”與“曹劉”之指向不同文體，正應和着南朝文學觀念的兩股思潮。

這一區分，在當時并不僅存于文論，如蕭統緻信蕭綱雲：“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為佳作，吟玩反複，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并号知音，發歎‘淩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谖忘痗，方證昔談，非為妄作。”（《答晉安王書》）在這封信中，蕭統高度贊賞了蕭綱的文學才能，先後用司馬相如、陳琳和曹植、劉桢類比。初看之下，似乎這裡的“曹劉”并不專指詩歌。但若注意到這封信所雲“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可知蕭統的贊譽直接針對的是蕭綱的疏與詩，那麼後文之司馬相如（“淩雲”，指《大人賦》）、陳琳（“愈病”，謂其讨曹檄文）所類比的正是疏，而曹植、劉桢所類比的則是詩。蕭統于此并非專門論文衡史，卻也以“曹劉”指向詩歌，足證上文所說的判分，在南朝具有相當之普遍性。

“曹王”指向整體的“文”，其中又以詩賦為代表，這對應的是漢魏以來的傳統文學觀，“文”之重心乃詩賦，且辭賦重于詩歌。“曹劉”指向“詩”，其中又特重五言詩，這對應的則是南朝新興的文學觀，“詩”（尤其是五言詩）成為“文”的中心。進而言之，新觀念之所以“新”，就在高揚詩獨有的特質，用鐘嵘的話來說，那就是“風力”（“丹彩”則是詩賦共有的）與“直尋”（相較于詩，賦更離不開用典）。這兩種文學觀念，一舊一新，在南朝交錯競逐。大體而言，《文心雕龍》和《文選》更傾向于傳統觀念，故詩賦兼重，劉勰強調“文”天然具備修飾性，蕭統則懸“翰藻”為選文标準之一；而《詩品》則是新興觀念的典範，故虛尊四言而實重五言，以五言詩為“衆作之有滋味者”，并突出“風力”（“骨氣”）的優先性。

今天的我們站在曆史的下遊，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對觀念競逐的結果，那就是新觀念的全面勝出。唐代是詩歌的時代，不論是陳子昂之高标“風骨”“興寄”，還是李白之“绮麗不足珍”，無疑都在“曹劉”的延長線上。魏晉以後，“曹王”與“曹劉”之起伏，實有文體重心與文學觀念之嬗變在焉。

（作者：陳特，系複旦大學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