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坊間時不時地就會有因幫扶摔倒老人被訛之事的報道，事件也會因之而被冠以某地“彭宇案”的名頭，進而引起社會上關于“扶不扶”的一輪又一輪的讨論。這樣的事居然成了熱議之事，這倒不是因為現代社會世風日下，人們失去了守望相助的心力和能力，而是有被扶之人訛人的惡例，并因此造成了幫扶之人“扶不起”的後果，必然會使人們遭遇相同情境時變得謹慎，擔心被訛，也就終至于都“不敢扶”了。

這幾年因扶人而被訛的事件着實不少。前些年在四川某地，三名9歲的小學生去扶一位摔倒在路上的蔣姓婆婆，卻被老人抓住不放，聲稱自己是被孩子們撞倒的。随後，蔣姓婆婆及其子龔某某對孩子們不依不饒，在糾纏了5個多月後，不堪其擾的家長們隻好以蔣姓婆婆涉嫌敲詐勒索為名，向當地派出所報警以證清白。公安機關經過缜密的調查，認定老人系自行跌傷，其向孩子們索要醫藥費的行為屬于敲詐勒索，遂決定對蔣姓婆婆給予行政拘留7日的處罰（因其已滿70周歲，依法決定不予執行），同時對龔某某給予行政拘留10日，并處罰款500元的決定。孩子們的家長事後表示如釋重負，認為在還孩子們清白的同時，“壞人也得到了相應的處罰”。

而在江西上饒，也有三名中學生在放學路上結伴而行，當他們看到一位老太太摔倒在地時，毫不猶豫地上前将其扶起，老太太則非但不表示感謝，反而誣陷是三個孩子撞了她，并向他們索要“吃藥錢”，最後居然獅子大張口，竟要10萬去住院！幸得兩名路過的大學生幫忙查看監控，還原了事件真相，才得證孩子們的清白。網友們對此很是憤恨，直呼應對訛人者“入刑”，以懲其惡。

而發生在河南洛陽的另一起事件，則是一位老人在一商店門前買菜，不知何故突然跌倒在地。商店店員小劉急忙上前将其扶起，卻被老人質問“為什麼要害她”，并坐在店門前“讨說法”，警察調出監控後還了小劉清白。在上述案例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被訛者在曆經艱難證明自己清白後，都本着息事甯人的态度，對訛人者沒有進一步地追訴。

有了這些活生生的例證，人們在遇到摔倒之人時，對于“扶不扶”自然就得權衡一下，在扶之時要錄下視頻，留個證據，或者請其他目擊者幫忙，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證言，以便将來真的被訛時好舉證“自救”。人們在分析“扶不扶”之“成”問題的成因時，有從道德層面切入的，認為這些年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對人們精神世界的關懷，确乎是有些人心不古了；也有從醫療保障方面着眼的，認為摔傷後的救治與康複所用不菲，故摔倒老人及其子女也就能訛一筆是一筆，将自己的損失轉嫁給他人，也是符合人性的；還有人認為那些訛人者有品德問題，本來就壞，隻不過是“壞人變老了”後的自然表現，不足為奇；當然也有人将其歸結為南京“彭宇案”所開的惡例，認為是法院判決扼殺了助人之風。

找到産生問題的根由，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單純地埋怨訛人者的德行，希望他們能夠良心發現并不會有什麼實際效果。筆者認為，與其如此，倒不如從被訛者方面入手更易見成效。像前述在救人前保留證據的做法就很值得提倡，而一旦出現被訛情況時，被訛者就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去起訴誣告者，不僅不能讓其從訛人的行為中獲利，還要讓其因訛人而付出沉重的代價，被訛者隻有将維護自己的權利作為一項“義務”，才有可能根治訛人這一社會毒瘤，因為社會上惡行成風，實源于好人的沉默。

就在前不久，浙江的滕先生就因在路上扶起騎車摔倒的曹先生，被對方報警而誣其為肇事者，在交警證實此事與滕先生無關後，被訛的滕先生決定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在當地報紙的非廣告版面上刊登緻歉聲明，并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1元。金華婺城區法院受理了該案。在法院工作人員見證下，曹先生的兒子小曹最終向滕先生道歉，雙方簽字确認和解，決定不再繼續進行訴訟程序，1元的損害賠償不用再交，而原本要求登報道歉所需的五六千元費用，則将捐給金華市的紅十字會。雖然很遺憾本案沒有走完完整的法律程序，不過本案中滕先生起訴的意義，正在于讓訛人者既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又意識到對扶助者的歉意且能真心悔過。

懲惡揚善是法律的功能之一，在許多訛人事例中，正因為訛人者的惡行沒有受到懲罰，才使同樣的劇情屢屢上演。訛人者的目的既然是詐取錢财，那就通過法律的懲罰，讓其在錢财上遭受損失，隻有懲罰到讓其“肉疼”，才能有效遏制訛人之事的發生。古羅馬西塞羅在《論義務》中說，“對曾經對你行不公正的人也存在一些義務，應該履行。要知道，報複和懲罰有一定的限度——有時行不公正之人也許隻要能後悔自己的行為也就夠了——使為惡者自己以後不再為惡，也使其他人較少為惡。”當被訛者擔負起追懲訛人者的義務時，那些“變老了的壞人”自然也就無從發“壞”了。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