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人的先世為女真族，自12世紀完顔阿骨打統一女真族各部落、建立金國後，卻苦于有語言而無文字，迫切需要一個屬于其族群的文字以便于統治。于是完顔阿骨打命完顔希尹造字，《金史》載：“完顔希尹本名榖神……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直字。天輔三年（1119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

過去在遼國的統治下，女真貴族長期接觸契丹文化，對假借漢字而來的“契丹大字”較為熟悉，于是完顔希尹就以契丹文字系統與漢字楷書為基礎，發明出“女真大字”，字形、書寫方式都與漢字類似，也都有橫豎撇等筆劃。而後金熙宗完顔亶（1119─1150年）又根據“契丹小字”創造“女真小字”，于天眷元年（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頒行，女真大字與女真小字同時並用。可惜，女真文自創制後即為統治階層專有，所設的女真字學都專為貴族子弟設立，文字沒有進一步推廣至民間。直到金滅亡後，女真文形同失傳，在蒙古征服金國後，強大的元朝讓女真族逐漸習慣另一種文字系統，那就是蒙古文。

在蒙古人的統治下，女真貴族對于蒙文相當熟悉，直到努爾哈赤起兵統一女真各部落後，又再度面臨缺乏本族文字的難題。于是努爾哈赤下令要精通漢語和蒙語的額爾德尼、噶蓋創造滿文，這是女真人第二次創造本族文字，從女真小字（1119年）到滿文（1599年），中間相隔近500年，都是在相似的背景下創造文字。

努爾哈赤時代所創的滿文，主要是借用蒙文字母拼寫女真語音，字旁并無圈、點，稱為“無圈點滿文＂或是“老滿文＂。但是老滿文有音義不清楚的缺點，到了皇太極時代，才由通曉漢蒙文義的達海對舊有滿文進行改良，“新滿文＂與焉誕生，《清史稿》載：

“達海治國書，補額爾德尼、噶蓋所未備，增為十二字頭……太宗（皇太極），谕達海曰：‘十二字頭無識别，上下字相同。幼學習之，尋常言語，猶易通曉；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無文義可尋，必且舛誤。爾其審度字旁加圈點，使音義分明，俾讀者易曉。’達海承命尋繹，字旁加圈點。又以國書與漢字對音，補所未備＂。

達海找出那些長得一樣但念法不同的字母，分别加上點或圈，以分辨不同輔音和元音，讓人一目了然、絕不會讀錯，還另外添加雙元音字頭，來對應漢語發音。從此滿文成為一種和傳統回鹘式蒙文相似，但又不太一樣的文字了。

随着清朝建立，滿語、滿文成為主導地位，且通過“盟旗制度＂（為清朝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層貴族而實行的政治制度），讓蒙古各級官署相互傳遞大量以滿、蒙文并行的公文書來執行政務，反過來影響蒙古。清廷參考曆朝漢文公文書的書寫規範，以此為基礎，制定出滿文與蒙文公文書的格式，兩者的書寫規則相同，均是“由上而下，從左而右＂，公文内容由：文件作者、受文者、事由、正文、結束語與後書六個部分組成，且順序不可颠倒。

作為滿文的原型，蒙文帶給滿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頻繁的公文書往來下，滿文做為統治者的語言，已逐漸影響蒙文的使用習慣，緻使同時寫有滿文的蒙文公文書中出現了來自滿文的多方面影響。像是把滿語稱呼的爵位、官銜名稱，以音譯、意譯或是音譯意譯混合的方式，直接寫在蒙文的公文書裡，如：和碩親王的滿文寫法為“ᡥᠣᡧᠣᡳ ᠴᡳᠨ ᠸᠠᠩ＂（hošoi cin wang），而蒙文的寫法則是“ᠬᠤᠱᠥᠢ ᠴᡳᠨ ᠸᠠᠩ＂（qošui čin wang），可說是直接音譯，而收文者也未察覺有異。雖然蒙文于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年），改良建立一套音标系統“阿禮嘎禮字母＂，可用來标注外來詞彙。在滿文的主導作用下，清代的蒙文也開始出現借用“有圈點滿文＂的書寫方式來拼寫，如在字母後面加“點＂或是直接拿滿文字母來拼寫等。

脫胎自蒙文的滿文，在字形上與蒙文有許多相似之處，而兩者也透過統治來改變其他民族的文字使用習慣。通過保存至今的清代滿蒙公文書，看到用詞正逐漸“滿化＂的蒙文，這也顯示着兩種不同民族文化彼此交流影響的重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