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微信公衆号 GQ報道（GQREPORT）。在GQ報道後台回複「彩蛋」，送你一個彩蛋。

大一的寒假，第一次過年回家，父母帶我拜訪久未見面的家族長輩。他們給我切水果，熱絡地詢問在北京生活怎麼樣。我在腦海裡用普通話過了一遍要說什麼，正想翻譯成方言，卻發現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鄉有關的一切全都剃平了。

❶ 小學四年級後，我沒有再說過方言

在我十餘年的“好學生”生涯中，紮着一根隐秘的刺。

我出生于江蘇無錫的小鎮。四年級，我從鄉鎮小學轉到一所區裡的重點小學的“實驗班”，這個班隻接受入學摸底測試前35名的小孩，教學質量驕人。入學後不久，一次交家庭作業，小組長挨個座位來收，我正在補上作業本上的名字。“快點交。”小組長催促。我漫不經心地回了一句：“曉得個。”

空氣瞬間凝固。我擡頭，小組長——一個個子矮矮、虎頭虎腦的小男生——退後了兩步，用手顫顫巍巍地指向我：“你居然說‘土話’！”“土話”在我們那裡指代方言，有點上不了台面的意思。他的音量不算太高，但足以讓周圍人都回頭看我，漣漪似的，越來越多的同學注意到了教室一角的騷動。我又低下頭，感受到35雙鄙夷的眼睛粘在我的背上。

後來我才知道，講“土話”是可以舉報的，要被拉去受老師批評。講“土話”的我是闖入者，是“鄉下來的”，是沒有受到社會規訓的野蠻人。

之後，我因為“字寫的太醜”、“沒有掌握課外要學的英語單詞”都得到過罰站的待遇，但面對老師的質詢，我通常選擇沉默。我還沒熟練習得普通話，開口，對我而言是更大的羞辱。

2013年，加雷斯·貝爾以天價加盟皇家馬德裡，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把他視為球隊未來的領袖，C羅的接班人。然而6年過去了，貝爾非但沒有接過C羅的衣缽，反倒已經到了離隊的邊緣。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點在于這個英國人一直沒有學會西班牙語。語言在球隊更衣室裡構成了一道無形的屏障，把他和其他隊友區隔成了兩類人——既然你連和我們一起無障礙地聊天說事都做不到，誰又能放心在你的帶領下上陣厮殺呢？

于是乎，貝爾這幾年來一直形單影隻，悶悶不樂。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小時候的影子——臨近畢業的一場班會上，同學們一個個來到黑闆前，寫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意料之中，沒有我的名字。我是那場班會的輪值主持人，站在講台邊附和地笑，像一個任人掃射的靶子。

看書是我在青春期裡能想到的最快樂的事。我以第一名從這所小學畢業，與此同時，我沒有再說過方言。

❷ 父母講方言，我回以普通話

聽說熱播劇《都挺好》的背景設定在蘇州，我抽時間看了兩眼。第一集，金雞湖兩岸、東方之門 、國金中心再到同德裡，蘇州特色建築群依次展現，配樂也用蘇州評彈點綴。正想感歎制作團隊用心了，角色們一開口，就覺得有些不對：這怎麼都是一口地道的北方口音呢？

除了這種違和感，讓我感到不适的，恰恰是這部劇（也許無意中）折射的尴尬現實。網上曾經熱傳一張“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圖中，其他方言大抵維持在50%以上，一到吳語區就發生了坍塌：最高的是上海22.4%，最低的蘇州是尴尬的2.2%，幾乎能和97.5%的重慶湊個整數。

同病相憐、但情況稍好的還有福建。不過福建向來以方言複雜著稱，有“隔村不識音、隔山說不通”的說法。吳語區地勢平坦，遍布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六省，使用人口接近一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語言。因此，這個困惑也就顯得更加吊詭：為什麼吳語衰落得這麼厲害？

吳語區常和粵語區并置，同是經濟發達領域，方言卻走向了兩種命運。初到廣州和香港，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鐵裡的粵語報站，語調好聽，連我一個外人都能感受到那份城市榮譽感。蘇州曾推行過部分公交線路的吳語報站，後來又逐步取消。在軌道交通公司工作人員的回複中，稱“‘普通話 英語’的形式符合國家通用語言的規範要求”“蘇州話發音存在較大的差異”。

江浙一帶的方言相互間存在差異，這确實是不争的事實。但這種差異，并沒有大到相互聽不懂的地步。我曾經去浙江湖州采訪一樁兇殺案，當地的村支書客套地詢問我是哪裡人，我答曰江蘇，她便放心地和其他同事用方言聊起了天。尴尬的是，我幾乎都聽得懂；更尴尬的是，她一邊微笑，一邊抱怨“怎麼又來了一個記者”“就讓他在這裡等着吧”；最尴尬的是，我得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睜大了一雙無辜的眼睛。

吳語區能分為太湖片、台州片、宣州片等8個片，以太湖片最為典型。片内能夠較為通暢的交流，但多數吳語區人士并不知道。我的同事詩婕（一位在新天地擁有老宅的上海富婆）曾用不可思議的語氣反問我：“你聽得懂上海話？”

見《中國語言地圖集》2012年版，第13頁。

既然相互都能聽得懂，那為什麼吳語就越來越少人用了呢？為了解答這個疑惑，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位研究方言的博士生聊了聊。她叫黃冬，電話那頭，她告訴我她來自海門，也講吳方言。我的第一反應是：“海門不是蘇北的嗎？”印象中，那裡已經是中原官話區了。

江南地區自古富庶，早早發展出成熟的市民社會。經濟普遍發達，與此同時行政區劃四分五裂——結果是，無法确立标準語言中心。大家都相互瞧不起似的，蘇州話被說“娘娘腔”，杭州話是“北語殘留”，溫州話更被叫做“鳥語”。反觀粵語，早早确立了廣州話的标準語地位。

語言作為文化象征，既是尋找同類的信号，又是押在鄙視鍊上的籌碼。在素有“大内鬥省”之稱的江蘇，風氣尤甚。我家位于無錫和蘇州交界，方言同樣是處于兩地之間的尴尬位置。

周末，我媽帶我去市裡上少年宮，下課了偶爾會去商場逛街。女裝店店員多是愛嗑瓜子的本地大媽，她們會熱情地用方言招呼：“伊件衣裳阿歡喜個（這件衣服你喜歡嗎）？”有時，我媽簡短地用鎮上的方言詢問尺碼顔色，有時就幹脆講普通話，裝成一個來此打工的外地母親。店員恍然大悟似的，換上冰冷的口吻：“那就随便看看吧。”而我在旁觀察她的表情，沉默不語。

既然方言讓人不适，那幹脆說普通話不就得了？有個笑話在吳語區廣為流傳：一個無錫人和一個常州人碰面，開口必講普通話——誰都不想讓對方覺得自己“土”嘛。久而久之，方言就用得越來越少。

還有人從語言學的“實用性”來解釋吳語的式微。當使用普通話具備足夠的實用性價值時，人們就沒有動力去學習當地方言。而這常常和外來人口數量有關。我媽是小學語文老師（就在我原來就讀的那所鄉鎮小學），現在班上的36名學生中，28名來自外地。2009年，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蘇州市外來人口子女中73.4%表示自己“完全不會說蘇州話”，而當年，蘇州市外來人口已接近城市總人口的一半。大量的非本地學生，使本地學生更多使用普通話以便于交際。

這項調查得到了兩個結論，首先是“普通話的主體地位基本确立”，其二就是典型的“雙層語言現象”：在公共領域使用普通話，在家庭領域使用蘇州話。但和上一輩相比，年輕一代在家裡使用蘇州話的頻率也已大大降低。另一項對上海中小學生的調查則說，從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間，自評能“流利、準确”使用上海話的孩子從54. 3%降到28.1%。

而像我這樣對講方言有陰影的孩子來說，和父母的對話通常以他們講方言、我回以普通話的奇異形式進行：

“學堂裡阿有啥個好白相的事體（學校裡有什麼好玩的事嗎）？”

“老師說，下周出去春遊，等會我們一起去超市買零食吧。”

❸ “跟同學講方言，我會覺得特别奇怪”

17歲，我到北京上大學，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講普通話天經地義——再也不用承受方言歧視的困擾了，這給我一種抹平溝壑的快感。即便有一些差異，也顯得無關緊要。我的舍友有一位貴州人，一位海南人，每次和家人打電話，他們都可以安之若素地待在宿舍裡——反正就是兩片嘴唇上下翻動，說着誰也聽不懂的家鄉話，完全沒有隐私的顧慮。而我則需要搬張凳子到陽台上，鎖上門窗，普通話飄散在月明星稀的夜裡。

這份自以為是的輕松沒有維系太久。一次社團活動，坐我旁邊的一位四川姑娘正和我聊着，猛然擡頭，冒出來一串噼裡啪啦的四川話。原來是另一個四川女孩過來了。她見我一愣，大笑着向我解釋：“我是成都的，她是綿陽的。”

這是我全然陌生的社交經驗。1990年代，國家在中小學推廣普通話教育，吳語區開展地如火如荼。在我的學生時代，教室牆上總貼着“學好普通話，方便你我他”、“說好普通話，朋友遍天下”、“說普通話，做文明人”等各類宣傳标語。而我總是不解：為什麼說方言，就做不了文明人了呢？

大學裡，我也會遇到很多來自江浙滬的同學，卻從未因此感到更加親近。四川、安徽、廣東等省份的“文化研究協會”在學校搞得風生水起，而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一個我可以加入的地域社團。前段時間，我的同事詩婕去采訪喜劇演員金婧。她做了功課，知道金婧是上海人，于是以“你是上海人吧？我也是”來暖場，金婧驚訝了下，然後感慨：“那我們在北京一定過得很艱難。”兩人相視一笑。但全程都沒有說過一句上海話。

研究方言的黃冬說，她可以和親戚講方言，但“要跟一個同學去講方言的話，我會覺得特别奇怪”。她的憂慮是，隻要一代人不習慣和同齡人講方言，當他們未來和同齡人組成家庭，方言就會在家庭領域缺席——下一代就再也沒機會聽到和使用方言了。

這就是語言學中的“語域理論”，一旦家庭中使用的語言都轉變為普通話，這門方言也就接近消亡了。

❹ 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

語言是大衆文化生活的媒介。提及方言文化，粵語總是被首先想到的那一個，香港電影、粵語歌和TVB功不可沒。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吳語也曾是東亞的一塊文明高地。日語的形成就受到吳語的重要影響，而到近代，上海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質中心，宋慶齡在亞太和平會議上發言所用的就是上海話。

魯迅、蔡元培、朱自清、瞿秋白、郁達夫、徐志摩、王國維……統統來自“包郵區”。吳語也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标榜身份的“暗語”，如胡适所言：“三百年來凡學昆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除了京劇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胡适的預言并未成真。在過去的七十年間，吳語及它背後的文化肉眼可見地衰敗下去。在我青春期的廣泛閱讀中，印象裡把吳語落到紙上的，居然隻有躲被窩裡偷偷拿手電筒照着讀的《天龍八部》。即便移居香港數十載，生于江南的金庸也對家鄉話念念不忘：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撫琴吹笛的小丫頭，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氣，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蘇州土白，本來不易聽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話聽得多了，說話中盡量加上了些官話，鸠摩智與段譽等尚可勉強明白。當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金庸按：阿碧的吳語，書中隻能略具韻味而已，倘若全部寫成蘇白，讀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譽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課内閱讀則更是“查無此語”。去年夏天，還出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滬教版的小學二年級語文書上，把“外婆”改成了“姥姥”。上海市教委給出的答複是：“‘外婆’屬于方言”。

所以完全能夠理解《繁花》的出版緣何成為一場滬上狂歡——在北方文化占強勢地位的今天，南方（比如江南地區）呈失語之态，或者用《繁花》裡出現1500多次的吳語詞彙來說，就是“不響”。

翻譯成普通話，“不響”大約是“不說話”，但在不同語境裡，又分别有“不想說”“不理解”“不知道”等多層含義。記得第一遍看《繁花》時，每讀到“不響”，我就要停下來細細揣摩這裡的意思，一旦反應過來，就頗有謎底揭開的快樂。

這是吳語的多樣化魅力，隻是面對“文化大一統”，終究隻能是“不響”了。套用《粵語為何需要保衛》中的話來說：“吳語為何需要保衛”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多樣性為何需要保護”的問題。 我們總試圖用某一種“唯一性”來取代其他形形色色的可能，但“唯一性”又恰恰是一座永遠建不成的巴别塔。

大一的寒假，第一次過年回家，父母帶我拜訪久未見面的家族長輩。他們給我切水果，熱絡地詢問在北京生活怎麼樣。我在腦海裡用普通話過了一遍要說什麼，正想翻譯成方言（過去我就是這樣和長輩交流的），卻發現我的方言語料庫空空蕩蕩。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鄉有關的一切全都剃平了。我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很久以後，我聽到了上海樂隊“頂樓的馬戲團”一首叫做《海風》的民謠。歌裡，男主唱用吳語發出真誠的疑問：“聽說世界将會天下大同，請侬告訴吾，究竟想要吾哪恁做？”█

（部分資料參考自《蘇州市中小學生語言生活狀況調查》《蘇州市外來人口第二代的語言轉用考察》《吳語的隐憂》《粵語為何需要保衛》等，在此一并緻謝）

本文來源于微信公衆号 GQ報道（GQREPORT）。在GQ報道後台回複「彩蛋」，送你一個彩蛋。

采訪、撰文：吳呈傑

編輯 ：何瑫

運營編輯：佟通通

微信編輯：尹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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