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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禁食令”出台後，近日，廣東省龜鼈養殖行業協會、湖南省龜鼈産業協會、杭州市龜鼈行業協會等在網上發文呼籲，懇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部門三思，勿将龜鼈列入禁食行列。

有協會負責人提到，如湖南中華鼈（甲魚）養殖已形成專業化的苗種生産、商業養殖、飼料生産、市場銷售的成熟産業鍊體系。在湖南漢壽縣，甲魚産業已成為五大支柱水産養殖品種之一，是漢壽縣數萬農民賴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若對其“禁食”會傷及這些養殖農戶。

受此輪疫情影響，“禁野”的社會共識進一步提升，全國人大常委會也通過了“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決定。但全面“禁野”禁的是“野”，而不是隻論大物種，不論“野生還是養殖”。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指出的那樣“正确理解全面禁食野生動物”，需要把握好界限。除了魚類等水生野生動物不列入禁食範圍，比較常見的家畜家禽（如豬、牛、羊等），應該依照畜牧法、動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規管理——也即不屬于統一禁食的範疇。

不過，禁與放的界限模糊之處在于，中華鼈等野生動物雖然也算得上“人工養殖利用時間長、技術成熟，人民群衆已廣泛接受，所形成的産值、從業人員具有一定規模”，但目前并未被列入畜牧法規定的“畜禽遺傳資源目錄”之中。

深圳的立法跟進，原本是對這種模糊界限的明确，其有利于給相關産業經營者和市民，提供更準确的預期，初衷值得肯定。但養殖類龜鼈是否應該禁食，确實還需要全面考慮各方因素，加以妥善權衡。

一如多地龜鼈産業協會發起的呼籲所示，龜鼈養殖在很多地方已經成為支柱産業，是一些地方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有些還屬于特色扶貧項目。若“一刀切”加以禁止，帶來的社會綜合影響不容低估。

事實上，這不隻是關系到相關産業和養殖戶的利益，是否應禁止食用人工養殖的龜鼈，不少民衆也有疑問，畢竟，龜鼈的食用在社會已有較高的接受度。所以綜合考慮，相關決策的确應該進一步“打撈”更多意見，體現社會觀念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其實，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此前也表示，關于養殖兩栖爬行動物，目前農業農村部正在和國家林草局協商，調整完善相關的目錄和配套規定，進一步明确禁食的範圍。在相關目錄和配套規定的調整完善尚未完成前，各地不妨暫緩立法禁野的擴大化，對“野生”概念精準把握。

比如，法律層面收緊，執法層面更應該有針對性的優化。像龜鼈養殖可以考慮“放行”，但同時也得強化相應的食品檢疫标準執行，并對非養殖的野生動物交易加大查處力度。

這是全面“禁野”必不可少的配套支持，也是精細化治理的内在要求——既最大程度确保治理效率，又避免可能造成的誤傷。

另外，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醒的，新的禁野規定可能會給部分飼養動物的農戶帶來一些經濟損失，有關地方政府應當支持、指導、幫助受影響的農戶調整、轉變生産經營活動，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一定補償。

“全面禁野”從立法到執法有統一跟進是好事，但在對待人工養殖野生動物方面，也宜兼顧經濟社會效益和社會接受度，避免出現盲目、随意擴大化的傾向。

(來源:新京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