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上賣的，以及老大爺們遛的鳥，除了鴿子和少數幾種鹦鹉，全部都是野生鳥類。”

有的鳥，十幾萬也買不到

在南京，幾乎每個街心公園、巷子口，都有一群遛鳥的大爺。他們一大早就騎上綁着鳥籠的電瓶車來到公園裡，把籠子挨個兒挂到公園裡低矮的樹枝上，或是放在灌木叢上，然後伴着鳥兒叽叽喳喳的歡叫，開始跟老夥伴們聊天、打牌。

朝天宮廣場上一名遛鳥人經過人群

朝天宮市民廣場是南京鳥友們的聚集地之一，這裡每天“鳥”聲鼎沸，鳥籠子多得數都數不清。現場一位遛鳥大爺介紹說：“南京人玩鳥最多，到最高峰這個地方有幾百籠，你到夫子廟去，那個東關頭，光人有幾百号人，雀子可能有上千。”

朝天宮市民廣場，遛鳥時間，鳥籠排成一排

訓練蠟嘴

在七橋甕的夫子廟花木魚蟲市場，賣鳥的攤位幾乎占整個市場的四分之一。售賣的鳥大部分是南京本地鳥，比如繡眼、畫眉；也有一些“外來品種”，包括分布于雲南的葉鹎和主要栖息地在新疆、西藏一帶的紅額金翅雀等。

夫子廟花鳥市場

賣鳥的人說，鳥的價格從十幾元賣到上千元，叫聲是否好聽是衡量一隻鳥價值高低的重要标準，品相好的紅喉歌鸲能賣到十幾萬一隻。“有時有錢也買不到。”

紅額金翅雀

在玩鳥的人中，繡眼、畫眉、相思、鹩哥等鳥類都十分受歡迎。雖然一些賣家聲稱鳥兒是人工繁育的，但據知情人士透露，這些其實基本都是野生鳥。江蘇觀鳥會會長辛夷解釋說，都是從野外抓來的，因為這些鳥“無法人工繁殖”。

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受案室主任費宜玲也表示，野鳥即便能夠人工孵化成功，在法律上，也不允許私人這麼幹。“隻是對于一些瀕危的，國家在花力氣保護這個物種才可以人工去繁養它，像這種野生的，國家根本不予許你私人去養殖、去繁育它。”

市場上等待出售的鳥兒

費宜玲介紹：全世界有300多種鹦鹉，隻有4種不受監管，像最常見的虎皮鹦鹉可以買賣、養殖、把玩,大部分的鹦鹉都是非法販賣的。這也意味着，市場上賣的，以及老大爺們遛的鳥，除了鴿子和少數幾種鹦鹉，全部都是野生鳥類。“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它們都應該擁有自由飛翔的權利，而不應該被關在籠子裡。”

野鳥“三劫”：把玩、被吃、放生

去年，有動物保護協會發動志願者對全國200多個鳥市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觸目驚心：中國野鳥種類中，約1/4種類的鳥兒被捉被賣，有些種類在市場上的數量非常大。

在南京花鳥市場上，經常可以看到的野鳥有近50種，其中，幾乎百分之百是國内保護級别為“三有”的鳥類。所謂“三有”，是指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是我們國家規定的除了一級、二級以外的另一個保護類群。

鳥市上等待出售的鳥兒

南京鳥市上，被販賣數量最多的為“暗綠繡眼鳥”，也就是南京人俗稱的“六丁”、“小丁子”。

江蘇觀鳥會會長辛夷參加了南京鳥市的調查，她說，南京玩鳥的人多，各地的鳥都被販到這裡。2016年被 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列入附錄Ⅰ，嚴禁私人無證飼養和買賣的非洲灰鹦鹉，2017年也出現在了南京的鳥市上。

“鳥市裡的藍喉拟啄木，隻有在雲南才有；還有很多人熟悉的鹩哥，會說話，雲南省二級保護動物。在雲南幾乎給抓沒了。現在市場上很多鹩哥都是從東南亞走私販運來的。還有一種熱帶鳥類——太陽鳥，根本養不活。還有一些稀奇古怪、不常見的鳥，這邊鳥市都能看到。”

“籠養鳥”習俗是對野生鳥類生存的第一大威脅。此外，中國的野生鳥類還面臨着“被吃”、“被放生”兩大劫難。

去年底，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将俗稱“禾花雀”的黃胸鹀的評級從“瀕危”升級為“極危”。13年間，這種曾經很常見的黃色小鳥，變成了和大猩猩一樣稀少的物種。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認為，中國部分地區因食用而過度捕獵，是禾花雀數量銳減的主因。

禾花雀

有鳥販子告訴記者，當下購買野鳥的人群中，“吃鳥大約占到兩成，放生和玩鳥各占四成”。有一位護鳥志願者說，過去四五年間，她從販鳥人處買下并放生的野生鳥價值就超過100萬元，後來實在沒錢買了，就轉而做了舉報者。

圍捕偷獵，皆為利來

按照法律規定，野生鳥類是不允許販賣的，捕獵野生動物也需要有狩獵證。而實際上，在利益的驅使下，鳥販子往往知法犯法。

江蘇觀鳥會會長辛夷說，有鳥友曾在蘭州的鳥市上看到過黑百靈，賣1萬塊錢一隻！“賣鳥還能把野鳥賣這麼貴，所以這個經濟利益很大啊，他賣一隻可以吃半年了。”

野外的黑百靈鳥 辛夷/攝

近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2017年南京法院環境資源審判白皮書》。2017年，全市法院共審結資源環境案件738件，其中審結刑事案件223件，同比增長42.95%。刑事案件中，打擊對象除了非法盜獵、捕撈者，寵物愛好者也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南京“鳥王”孫某，因非法捕捉上百隻“三有”保護動物--野生暗綠繡眼鳥，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2個月，罰金1萬元。

受驚吓過度和窒息死掉的小繡眼

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受案室主任費宜玲說：“這些案件已經在逐年增多，尤其現在講環境、講生态，我們會把更多的精力投在這上面。”

無人管VS抓了放、放了抓

政府打擊破壞資源環境犯罪的力度在加大，偷獵的風險增加了。但捕獵野生動物的非法行為仍大量存在。業内人士認為，法律和制度的漏洞，給了非法捕獵者可乘之機。

江蘇觀鳥會會長辛夷受訪時表示，“目前在我國，鳥市歸工商部門管，所以野生動物保護部門管不了，公安局食藥環大隊，專管這方面，但鳥市是市場行為，又不歸他管。隻要願意管，在法律層面是可以查出來的，但沒有人管。”

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受案室主任費宜玲主任說：“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是1989年制定的，雖然在2016年進行了修訂，但仍然有一些條款存在漏洞。比如關于隻數，法律規定‘三有’動物獵殺到20隻以上就可以立案，那我要是19隻的話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行政處罰一下、教育一下，就放回去了。”

野生動物保護法

很多“慣犯”正是摸清了法律的漏洞，屢屢被抓，卻又不會被懲罰得太重，交了罰款還能有點賺頭。而“抓了放、放了抓”對辦案資源卻是一種浪費。此外，違法者數量遠遠大于執法人員的數量，這讓野生動物保護人員感到力不從心。

與野生動物有關的案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專業性強，野生動物鑒别需要專業機構來做，而這樣的專業機構全國屈指可數。往往等鑒定結果出來了，犯罪嫌疑人也已經被放走了。這也成了制度上的掣肘。

費宜玲說：“行政拘留它可能是24小時，最多是2天，時間到了你就得釋放犯罪嫌疑人。”

另一方面，執法成本則高得難以承受：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犯罪分子打麻雀，20多隻麻雀，皮全部都剝掉了，送來鑒定，麻雀完整的形态我們看得出來，20隻‘三有’（動物），剛夠立案，但是他把皮都剝了，鑒定的話必須要做DNA，一個DNA是1000多，那20多個就是2萬，20隻麻雀處罰也不過幾百到幾千。”

野鳥販賣

以“法網”破“鳥網”

一些動物保護者呼籲，對于抓捕、販賣野生動物的人，處罰力度還應該繼續加大；而另一方面，2015年河南“掏鳥”大學生被判刑10年半的案子仍然存在争議。法律的完善該如何跟得上野生鳥類急需保護的現實?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邱鹭鳳說，目前針對野生動物保護問題，法律界本身就存在争議。她認為，産生這個争議的主要原因，是一份過時的“名錄”。

邱鹭鳳說：“一個是保護夠不夠的問題，第二個是保護是不是過度。我們國家有一個野生動物保護的目錄，這個目錄可能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現在有些鳥，已經人工繁殖了，就像大熊貓已經不再是作為瀕危動物了，可這個目錄沒有改，然後它處罰就重。還有一種就是，對于普通的鳥類，它沒有規定進去，當它被大量捕捉捕殺，早晚會變成瀕危動物。”

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在中國，“禾花雀”目前僅僅是被列入了“三有”動物名錄，而如果再不加以保護，它們可能連我們這一代人都撐不過。

按照2016年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這個名錄應每五年修訂一次，但以一些野生動物的消亡速度來看，名錄的修改必定是滞後的。

除了要及時更新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之外，邱鹭鳳教授還建議，應加大對偷獵販賣野鳥行為的處罰力度。“生态保護太重要了。如果是用刑法去分類的話，叫‘行政犯’，因為它是違反行政管理規定的犯罪。行政犯一般在刑法上處罰較輕，但在行政處罰方面較重。在國外，一般是重罰款，除非很嚴重才會抓去關到監獄裡面去。尤其是像這種抓野生動物這種，他幹嘛？他要賺錢！那我讓你賺不了錢不就完了。”

針對“‘三有’動物獵殺到20隻以上”才能刑事立案的問題，邱鹭鳳教授認為，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制内，可效仿“盜竊罪”金額累計的做法。“比如說小偷，我國法律規定，偷盜金額不超8000元，就不能定盜竊罪，隻能是行政治安處罰，拘留10天、15天，又放出來。放了抓、抓了放。最後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出台解釋，金額可累計。”

關于野鳥保護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提高人們的保護意識需要一個過程，而且，等到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衣食無憂用不着再販鳥，鳥兒們自然就得救了。

但是，我們等得起嗎？

“有人說再等等吧，以後年輕人就不養鳥了”，辛夷苦笑，“但是等到那時候，鳥會不會都給抓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