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曾有過諸多亂世，亂世出英雄這句話一點沒錯。有着大一統思想的華夏民族，分久必合是大勢所趨。其中春秋戰國時期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确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的産生。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随着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諸國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拉開了秦國變法的序幕。

我們都知曉鹹陽是秦國的都城，但，秦國曆史上也曾有過遷都的行為。文獻記載，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國都城由雍城遷至栎陽，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此實施了曆史上著名的改革——“商鞅變法”，使秦國強大起來，為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所以說栎陽城是商鞅變法的起始之地。

如今栎陽城遺址位于西安市閻良區中部，地處石川河與清河彙夾之地，北依荊山，南眺渭水，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秦末項羽三分關中稱三秦之地，栎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的都城，漢高祖劉邦也曾一度以栎陽為都城，其父即葬于栎陽城北，不過東漢以後這座城市逐漸沒落了。

栎陽城遺址傳承悠久，是曆史文化遺産财富的寶庫，這座城市在中國古代史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從古至今，史書典籍中都有着它的身影。相傳，大禹治水的時候曾到過古栎陽北邊的荊山，為了平息這裡的水患，鑄造了一座鼎鎮壓于此。這也是荊山鑄鼎傳說的由來。到了商代末年，周代早期。周文王姬昌，為了為斷芮虞之訟，決定打通岐山到芮虞的道路，這條古道在周文王的支持下，很快修建完成。由于古栎陽在這條古道附近，所以道路的通暢、交通的發達使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西周時期，周武王定都鎬京。栎陽城處于其周邊，相當于郊區和市區的距離，是西周的京畿之地，地理位置突出，從西周都城東北方向通往今山西所在就必須經過栎陽。同時，它相對于其他鄰近城池的繁榮，使得西周王室喜歡把這裡當作畋獵之地。

到了春秋時期，由于在栎陽的西面有周人的舊都岐周、豐京和鎬京，東面可沿渭河出函谷關直達廣闊的中原，北面可渡過黃河沿汾水到達魏國趙國，也可直接到達黃河以西遠至河套的廣大地區，交通十分便利。司馬遷說栎陽的地勢是“北卻戎狄，東通三晉”。于是關中早期城市栎邑就在這裡形成了。秦晉兩國在岐芮道上進行了頻繁的争奪戰。公元前562年，秦攻取了晉國的栎邑（即栎陽）。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秦都自雍城遷至栎陽，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遷都至鹹陽。秦末楚漢相争，項羽三分關中，栎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之都城。漢王劉邦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奪取關中後，亦以栎陽為都。至七年（公元前200年）才遷都長安，而漢太上皇仍留居栎陽，死後也葬于城北塬上，即太上皇陵。

栎陽城遺址對秦漢曆史、秦漢文化及文化遺産都提供了新的物化載體。中國考古相關部門對其先後兩次發掘，第一次發掘出三條街道、六個城門，第二次發掘出三個城門、十三條街道。全城呈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長2200米。發現了冶鐵作坊遺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為栎陽制造，說明栎陽還是秦國冶鐵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還發現有戰國晚期銅釜，内裝八枚金餅，其中一枚用陰刻篆書寫着“四兩半”字樣，當是顯貴或富商大賈所遺留。司馬遷說栎陽“亦多大賈”，說明這裡的商業十分發達。

在對栎陽城的考古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介紹，在對古城内遺存的發掘中，陸續出土了大量的筒瓦、闆瓦、瓦當等建築材料。“大型建築基址中發現的長73厘米，最大徑63厘米的巨型筒瓦、夔紋大瓦當殘片、空心磚踏步道等指标性的遺物遺迹，揭示出這些夯土建築應為秦高等級宮殿。”劉瑞說，出土器物殘片上的“栎陽”、“宮”刻文，确認了古城是“商鞅變法”發生地的“秦都”。據了解，瓦當是用來固定瓦的建築構件。遼甯綏中秦碣石宮遺址、秦始皇陵等高等級遺址，曾經出土過體格巨大的夔紋瓦當，一般和此次栎陽遺址出土的筒瓦配套使用。筒瓦擺放在屋脊上，兩頭用夔紋瓦當擋住，使用其的都是大體量建築。

栎陽城遺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裡出土的“栎陽”陶文清晰可辨，而且确認了“商鞅變法”發生地正是栎陽。栎陽城作為戰國時秦國、西漢早期都城，規模大，保存較好，有比較完整的城市布局。在中國城市發展階段上，栎陽城是的舉足輕重的一個環節，對研究秦漢都城的規劃、中國城市的發展史都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貨值列傳》 司馬遷

《親曆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部

《商君書·更法篇》 商鞅

《史記·淮陰侯列傳》 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