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包拯去世前說了什麼?有當代學者認為，應該從富民社會的角度，重新審視北宋王朝以及“唐宋變革論”，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包青天包拯去世前說了什麼?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包青天包拯去世前說了什麼

有當代學者認為，應該從富民社會的角度，重新審視北宋王朝以及“唐宋變革論”。

所謂“富民社會”，是因為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發達，四川地區還出現了“交子”，這一切都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産生的，當然，與其說“交子”是一種紙币，不如說是某種跨境彙兌業務，更為準确，因為商品交易量大，但四川地區通用的金屬貨币是鐵錢，面額較小，且沉重，不便攜帶，而且，其使用範圍僅限于四川及陝西一帶，所以，“交子”應運而生。

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自然催生出一批“富民”，“惟州縣之間，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意思是說，各個縣市都有“富民”，可見，在北宋時期，“富民”是一個普遍性存在，由此，就産生了一個疑問：北宋朝廷和政府是如何對待“富民”的？

毫無疑問，北宋王朝承認“富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重要性，“富室……為國守财爾。”大概和“藏富于民”是一個概念。

但是，仁宗朝後期，有所謂“三冗問題”，政府出現大量财政赤字，為此，神宗即位之後，開始任用王安石，實現變法，推行“抑制兼并”，也就是打擊壟斷，其核心有二：第一，剝奪“富民”手中的“輕重斂散之權”，将其收歸政府；第二：将稅收和财政由地方進一步集中于中央。其手段，則是實行某種意義上的“國有化”。

蘇轍将王安石視為“小丈夫”，蘇轍認為王安石“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司馬光同樣認為，财富究竟應該集中于“坊郭”（即城市人口），還是“國家”是一回事，“财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

這也是新、舊兩黨交争的一大背景，看來，“民營”還是“國有”，作為一個問題，自古而然。南、北宋之際，理學家們開始将北宋的覆亡歸咎于王安石，所以，南宋之後，又“恢複”到王安石變法之前的政策，尤其是浙東事功學派的學者們，進一步要求保護“富民”，認為打擊“富民”，勢必削弱國家。

當然，這些都不是本文要讨論的重點。

今天，想繼續聊一聊重讀《續資治通鑒長編》時，注意到的發生在“嘉祐四年”的一條史料，先摘抄如下：

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曲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産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即輸官，不複入家。會保衡姑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産。下吏按驗，具對以實。禦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

兩宋時期，茶、鹽、酒都屬于國家壟斷行業（這一點，《水浒傳》有體現，“智取生辰綱”一節中，“白日鼠白勝”就屬于販私酒。）但民間，“富民”可以從官方批發，再零售給消費者，獲取批發、經營權，一般要經過“買撲”，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競标”。

這則史料表明，開封有一位頗具規模的酒類批發、零售商，叫劉保衡，大概他在“中标”之後，卻沒有及時交納相關資金，因此，造成對官方的巨額負債，當然，他的債主是政府，即文中的“官”，為此，官方開始介入和主導劉保衡的債務重組。

北宋時期，主管财政的部門，稱為“三司”，大概相當于今天的财政部，當時三司的長官，即三司使，叫張方平，他是範仲淹的學生，三蘇（蘇洵、蘇轼、蘇轍）的伯樂，尤其是對“二蘇”始終照顧有加。

除了經營酒類零售業，劉保衡還經營邸店，大概相當于今天的房租租賃、酒店乃至于商業地産之類的，也可視為北宋的房地産業，為了支付上述費用，劉保衡被迫出售旗下的房地産業務，但是，接盤的卻是債權方的代理人張方平，這就有點強取豪奪的意思了。

結果，我們熟悉的“包青天”出面了，他彈劾張方平“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最後，張方平被調離崗位，出任陳州市長（知陳州），而包拯卻乘勢接替張方平，出任三司使，這又引發歐陽修的不滿，認為包拯之舉，有“蹊田奪牛”之嫌。

“蹊田奪牛”的成語出自《左傳·宣公十一年》，“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當然，由“富民”劉保衡牽扯出來的故事，還有很多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