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西方的文化?在東方文化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中古”和“中世紀”兩個術語同時使用的情況“中古”是中國學者用來指稱中國、東方乃至世界曆史分期的傳統術語，“中世紀”即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生成并已有約定俗成的理解；中古期東方文化和中世紀西方文化不但在時間起止上不對應，二者的文化、學術面貌也迥然相異兩術語的混用勢必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做出辨析，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19世紀中期西方的文化?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19世紀中期西方的文化

在東方文化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中古”和“中世紀”兩個術語同時使用的情況。“中古”是中國學者用來指稱中國、東方乃至世界曆史分期的傳統術語，“中世紀”即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生成并已有約定俗成的理解；中古期東方文化和中世紀西方文化不但在時間起止上不對應，二者的文化、學術面貌也迥然相異。兩術語的混用勢必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做出辨析。

中古：中國自有傳統中相對客觀的曆史分期術語

中古，是中國自身固有的一個學術術語，中文語境下被頻繁使用。《周易》《韓非子》《史記》《漢書》《新唐書》等皆言“中古”，隻是其具體指代時間不盡相同。與“中古”相對舉的，則有太古、上古、下古、近古、近世等概念，客觀反映出中國傳統學術的曆史視野。20世紀以來，此術語不但被中國學者用來指稱自身，還被拓展至整個東方學研究，在東方文化的總體研究和專門研究中更被頻繁用于曆史分期，至于具體的時間節點，則因分期的依據不同而有差别。柳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将中國文化分為“上古、中古、近世”三個時期，依據是中國文化在上古期屬獨立孕育發展、近世期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影響，而“自東漢以迄明季”的中古期則全面接受印度文化影響。鄭振铎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将中國文學分為“古代、中世、近代”。這裡的“中世”實則“中古”，該時期“開始于晉的南渡，而終止于明正德的時代”，也旨在突出該時期印度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深廣影響。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倡“三古七段”說，将中古期的時間節點定為“魏晉開始，至明朝中葉”，依據則是中國文學的各種因素在該時期均已具備且成熟。季羨林主編《東方文學史》則将中古界定為“約公元3、4世紀至公元13世紀前後的一段曆史時期”，因為該時期恰為東方社會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鼎盛時期。

如此看來，“中古”是一個相對客觀的曆史分期術語。“客觀”，是因為以此術語來指稱特定的研究對象時，或為突顯其明顯特征，或為歸納其統一規律，或為尋溯其社會基礎，并無強烈的價值褒貶寓于其中。“相對”，是因為中古東方文化總體發達，在哲學、文學、教育、科技等領域的成就較為突出，中國、印度、阿拉伯這幾個文化中心輻射力強勁，東亞文化圈、南亞文化圈、西亞北非文化圈均在此時期形成，在與同期西方文化的對比中處于總體領先。隻是到了中古後期，教育、哲學等領域開始僵化，政治專制和思想禁锢的弊端明顯顯現，東方文化才整體走向衰落。

中世紀：被賦予特定價值評價的曆史分期術語

“中世紀”，同樣也不被其具體指稱的時代所使用，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最早開始以Medieval Times或 Middle Ages（早期形态為拉丁文及各種變體）來指稱歐洲古典文明失落至被重新發現之間的漫長時期，對其具體的時間節點也有不同理解，較為一緻的是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文藝複興起始時期，即由古典歐洲到近現代歐洲之間的漫長過渡時期。自此，歐洲史學分期由傳統的“古典—近現代”二分模式轉變為“古典—中世紀—近現代”三分模式。從18世紀後期開始，伴随西方學術話語的東移，“中世紀”概念以及由此産生的“古典—中世紀—近現代”三分模式漸被部分東方學者所接受并用來指稱自身，這其中也包括中國。如梁啟超在《中國史叙論》中将中國史劃分為“上世—中世—近世”，這是接受西方影響，刻意改變傳統朝代分期，按“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一演變規律進行書寫的範例。前述鄭振铎《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相類似。當下中國東方學研究的不少成果中，仍在或隐或顯使用這一術語和模式，如樓宇烈主編《東方哲學概論》、黃心川著《印度哲學通史》、劉建等著《印度文明》、姜景奎著《印度文學論》等。

但是，在西方“中世紀”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還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文化概念。該時期來自北方民族的入侵使燦爛輝煌的歐洲古典文明猝然中斷，文化上則因基督教思想的壟斷禁锢而黯淡無光，社會物質生活水準也較希臘羅馬時代嚴重下降，中世紀成為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時代，Medieval Europe或 Middle Ages成為歐洲文化體系對這個特定時代進行自我評價的一緻用語。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才對其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階段有了新的認識，不再将其視為“黑暗”“禁锢”“倒退”的代名詞。

換位：兩術語在不同文化心态下的變異使用

然而，這兩個術語卻時有換位使用，在使用過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變異。

先看東方學者以“中世紀”指稱自身，這又分三種情況。一是被動接受。東方學者使用這一概念，并非由于東西方在曆史進程、文化遷衍等方面具有一緻性，而是在西方強勢話語的影響下，“無法表述自己”，從而被動地接受西方書寫。被英國殖民過的印度最為典型，從19世紀至今，諸多印度的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的特定分期均被冠以“中世紀”之名，為此，以Harbans Mukhia為代表的一批印度學者曾在學理上對Medieval India進行質疑和批判。阿拉伯學者的反應更為激烈，他們幾乎完全摒棄西方模式，采用伊斯蘭教創立和發展進程中的代表性事件為特定的曆史分期依據，以此表達對基督教文化的抗衡。二是主動接受。以明治時期的日本最為突出。日本思想文化界曾主動接受Medieval Japan這一表述，用意很顯然：要證明日本社會與西方社會在曆史進程上具有一緻性、同質性，“中世紀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脫亞入歐”；要彰顯日本文化同中國、朝鮮、印度為代表的腐朽落後的亞洲文化有本質的不同，“古典—中世紀—近現代”的三分模式也是必需的，如此方為“和魂洋才”。近代中國也有主動接受：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把中國能否走出“中古”（實指西方的中世紀）狀态，建立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作為彰顯的主題。朱維铮《走出中世紀》則以是否和如何擺脫專制政治、思想禁锢所織就的千年羅網這一命題，來啟迪國人的反思。這種主動接受，突顯和利用了中世紀的負面文化含義。三是主動接受，但忽略其負面含義。如梁啟超的接受和使用，是用以解構傳統史學“一人一家之譜牒”的固舊模式；鄭振铎則是在“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陳寅恪語）的語境下，主動與日本學者的研究保持距離；樓宇烈、黃心川、劉建、姜景奎等對該術語的使用則出于譯介因素或沿用習慣。

中文語境中，使用“中古”來指稱西方中世紀，或雖言“中世”實指中古這一曆史階段，也是存在的。前者如蔣廷黻、錢穆著述中出現的“中古”，實與西方的中世紀相對應；後者如梁啟超、鄭振铎著述中的“中世”，可還原為傳統語境中的中古時期。前者可視為以傳統話語對西方話語的“格義”現象，後者則可視為借用西方話語描述本土文化産生的“變異”現象。

東方文化研究采用“中古”為宜

在當下中國的東方文化研究中，選擇“中古”，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起止時間不同。如上所述，學界對“中古”“中世紀”這兩個術語本身的起止時間理解并不一緻，前者時間跨度差異明顯，後者相對統一但也有分歧。

二是含義不同。雖然自中古後期，東方文化漸呈衰勢，而西方中世紀文化也曾被賦予新的内涵和評價，但總體來看，中古期東方與中世紀西方，文化、學術面貌迥然相異。特别是“中世紀”這一術語，經過長期使用，其約定俗成的負面指稱含義仍在東西方的認知體系中占有牢固地位。如此，繼續用它來對同期相對發達的東方文化和學術進行描述，并不恰當。

三是避免話語追随。東方文化研究自然不必刻意回避西方話語的使用，但有必要保持應有的辨别，更不宜亦步亦趨。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已有“中古”的持續使用，隻是所指年代不同，在使用時進行具體界定即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汝良